儒家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主要文化基础

从当代民族学理论的研究主流看，一般认为民族并非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它的形成与文化的建构有关。从我国古代发展的历史看，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儒家文化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生存地域、血缘祖先、语言交流、文化性格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对于一个复合性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的“夷夏观”和“一统观”规划了共同的生存环境

地域问题对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地域是共同血缘、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形成的基本前提。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地域环境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春秋时期“立夷夏之防”的过程中，孔子更注重将礼义和习俗作为“华夷之辨”的标准。他把当时人们区分民族界限的宗教、语言、礼俗、服饰等标志，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斥周礼者为夷狄。这样的民族观对民族属性的判断不是种族的，而是文化的。这就使华夏民族的生活地域是一个文化的、开放的空间。二是汉代儒生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思想，即通过思想的统一，达到政治的统一；通过军事的统一，达到版图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达到天下的统一。因而，儒家的大一统，不是一条军事的边界，而是一个社会的理想。这种文化地域，不仅适宜汉族人民居住，也适宜我国其他民族的人民生活。这样，文化中国的疆域，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地域范畴。

儒家的祖先崇拜是血缘认同的宗教表达

对于共同血缘关系的认同，经常表现为对共同祖先的认同，这是民族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具体形式上，就表现为对共同祖先的尊敬与祭祀。儒家文化特别重视祖先崇拜，祭祖仪式是我国古代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对于古代宗教中的祖先祭祀，进行了理性化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血缘上的祖先，更是为民族作出了贡献的英雄。《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于是作八卦的伏羲、尝百草的神农、抟土补天的女娲、修德振兵的黄帝、教化百姓的契、种植五谷的后稷、征讨暴君的商汤、制礼作乐的周公……统统成为华夏民族共同崇拜的祖先。《孝经·圣治》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天神，既可以神化王权，也可以教育子孙牢记祖先的开创之功，弘扬孝道。历代帝王出于政治的需要，都把自己的族谱续到这些圣王的门下，以显示自己政权的合理性。这种对炎黄始祖的认同，就成为华夏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政治的“法统”与圣道一致，也都把自己的族谱续修到炎黄之后。如夏国的建国者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晋书·载记·赫连勃勃》）北凉建国者沮渠蒙逊自称：“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晋书·载记·沮渠蒙逊》）在儒家文化“敬天尊祖”观念的影响下，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无不在认同“三皇五帝”的同时，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儒学教育体系奠定了共同的语言基础

语言是民族识别中的重要判断标准，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语言是比人种分类更简便的民族基准。语言作为文化的要素，是许多民族内部认同的标准。”我国古代最早的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它对于维持民族统一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统一的象形文字，使发音不同的人们，有了可以顺利沟通的工具。但是汉字这种象形文字也有其天然弱点，即字数多，结构复杂，识记、书写、理解都有相当大的难度。在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字教学都被勘定为以儒家经典为主，我国的文字、语法、读音逐渐定型，成为中华民族交流的主要工具。历代执政者贯彻孔子“修文德以徕远人”的民族政策，努力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弘宣教化。无论张骞出使西域，还是文成公主“唐蕃和婚”，都带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顺治初年，清朝政府采纳了贵州巡抚赵廷臣的建议，规定西南地区的土司必须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汉地的学校学习儒家经典，否则不许继承土司职位。政府在苗、瑶、彝、黎等民族地区，广设义学、社学，提供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这些措施对于推动民族语言文化的统一，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并最终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力。

儒学思想与礼教仪式构成了共同的文化

构成民族差异的最主要内容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决定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宗教及其礼仪。与世界其他民族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相比，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受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熏陶，一方面对彼岸世界“存而不论”，注重现世的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又对神灵的世界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尊重其他民族信仰的宗教。儒家的这种宗教观，既不同于唯我独尊、排斥其他宗教的一神教，也不同于某些极端的无神论学说，以一种狭隘的眼光看待人类历史上不同历史阶段复杂的宗教现象，统统斥责为迷信。中华民族的这种宗教性格，对内有利于56个民族的和睦相处，建构和谐社会；对外有利于与世界其他民族所信仰的宗教进行对话，促进世界和平，这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作者：张践 来源：国际儒学网-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