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阜新石器文化遗址看先民们的社会生活

一
据史籍记载，曲阜地区，早在五、六千年前，华夏、东夷两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人类早期文明。至今从境内保存下来的20余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仍可看到先民们生活遗存。
曲阜地处鲁中山区和鲁西平原的结合部上。境内群山为泰沂山系的余脉，一百多个山头络绎绵亘在北、东、南三面的边境线上，中、西部为大片肥田沃野，构成了东、北高，西、南低的基本地势。曲阜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降水较为丰沛。曲阜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境内河渠纵横交织。洙泗二水环流于北，沂、雩二河缭绕于南，东南则群泉汇涌，终年不涸。这里土地肥腴，资源丰富，季节分明，气候适宜，是人类理想的聚居之地。
史前，我们的先民们，就在曲阜一带生息劳作，他们在这里开发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纺织业，创造出人类早期的物质文化。现已发现的遗址有：东魏庄、白村、尼山水库、西夏侯、刘家庄、店子村、店北头、马庄、万柳庄、小雪、凫村、林果庄、苑庄、西郭、东郭、小南庄、霍家村、王庄西岭、南兴埠、苗孔村西、坡里、夏庄、瓦窑头、八里庙、章枣村西等。
从曲阜的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来看，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和饲养业已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遗址多位于水源丰富、利于农耕的山前冲积平原和河湖台地上。有的遗址还发现了水井，可见人们已进入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阶段。
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多、种类全，从开荒、耕种到管理、收获一应俱全，说明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制陶业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手制到轮制的飞跃，快轮拉坯成型技术已普遍使用。在烧制技术上，已能控制炉温，掌握陶器烧制火候和渗碳技术，不但能烧制红陶，还能烧制彩陶、白陶、黄陶、黑陶和灰陶，蛋壳黑陶高柄杯和陶鬶代表了制陶的最高水平。在制石、制玉、制骨技术上，已应用切割法和磨光抛光技术。居住房址建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
曲阜地区居住的先民们的社会经济可以分为农业、家畜饲养业、狩猎与捕捞、手工业等五种形态。
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定居村落、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农作物遗存、窖穴等。
资料显示，新石器时期的气候比较温暖，不像今天这般寒冷干旱。著名气象地质学家竺可桢在研究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变迁之后，曾明确了这一点：“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温度高于现2°C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C。”[1]从西夏侯墓葬来看，当时“盛行手持獐牙习俗。”[2]獐这种动物，性喜温暖。在今天，獐生活在南方太湖一带温暖温润的沼泽区域，而在黄河流域业已绝迹。但在新石器时期，曲阜地区居然有如此多的獐类，说明当时的气候并不像今天这般寒冷干旱，而是处在一种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这样温暖湿润的气候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大改进。石制农具全部为磨制，而且很精致。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
石铲。
尼山水库遗址出土2件。尼山水库遗址，原名黄土村遗址，位于曲阜城东南30公里，沂河以北约百米处，尼山南坡下的高埠地带，东距黄土村约0.5公里，西距鲁源村约2公里。此遗址暴露面积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1959年和1960年修建尼山水库时，曾在此挖出了大批遗物。水库修成后，黄土村和遗址都湮没于水库区内，因此该遗址的名称由原来的黄土村遗址，改名为尼山水库遗址。尼山水库遗址所出的这2件石铲：扁平，上窄下宽，弧形刃，稍鼓腹。通体磨光，滑润，中部偏上穿孔，一件折角圆钝。穿孔可捆绑木柄，便于用力。比早期无穿孔的石铲大为进步。
店北头遗址出土石铲1件。店北头遗址亦称南兴埠遗址，位于曲阜城稍偏东南约7公里处。遗址中心是在蓼河的支流两岸，北岸遗物较多。遗址南距店北头村约2公里，西距南兴埠村约1公里。此遗址是在1957年春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6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考古队又作了复查和试掘。[3]开2×6米探沟一条。第一层为淤积沙土，厚0.2米，第二层褐色土，厚0.3米，质硬，含灰土与烧土块。出土陶片以夹砂灰陶最多，夹砂红陶次之，泥质灰黑陶较少，胎薄里亮的标准黑陶更少。第三层黑灰土，厚0.1米至0.3米，质硬。出土陶片仍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黑陶较上层有所增加。此外在断崖附近清理了几个圆形直壁坑，底部歪斜不一，口径在1米至2米之间，残深0.2米至0.3米。店北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件石铲，是在灰坑中。石铲为磨制，体形为扁平长方形，单面磨刃，刃薄而锐利。
马庄遗址出土石铲1件。马庄遗址位于曲阜城东南8公里，马庄村南约500米处，在通往南辛的南北大路以东约300米，东西生产路以南约30米，北距蓼河支流约300米。位处土岭之上。
万柳庄遗址出土石铲1件。万柳庄遗址位于曲阜城东约8公里，在万柳庄村北约1公里，北距防山约50米，是在防山前怀的高坡之上。万柳庄村中有一条由东而西的小沂河支流，往西南流入沂河。遗址中间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登山小路。
石斧。
尼山水库遗址出土石斧22件。这22件石斧，大体分为五种形式：
Ⅰ式3件。琢制，厚刃，上下端等宽，两侧弧形鼓出，断面呈椭圆形，两头稍细，一头磨刃。
Ⅱ式3件。琢制，上窄下宽，断面呈椭圆形，在宽头的一端开刃。
Ⅲ式9件。磨制，近长方形，扁平，中部偏上穿孔，弧刃，稍鼓腹。其中青玉斧1件，亦称青玉铲，长19.8厘米，下宽9.1厘米，厚0.5厘米，色泽鲜艳，玉质细腻，通体无瑕，叩之有声。
Ⅳ式6件。磨制，扁平，上窄下宽，平顶，弧刃，上部穿孔，稍鼓腹，均为灰白地，黑花石，石质细润，通体光滑。
Ⅴ式1件。磨制，扁宽，梯形，弧刃，中部有孔，平顶，稍鼓腹。
白村遗址也出土有石斧，但石质较粗。白村遗址位于曲阜城东南23公里，白村村西沂河北岸河堤上及北面平原地带，遗址东部紧靠白村，民居占压一部分遗址。
东魏庄遗址出土石斧8件。东魏庄遗址，位于曲阜城东南12公里，东魏庄村西头，东西约350米，南北约200米。1955年魏庄农民在村内挖地瓜窖时，在距地面约3米处，挖出黑陶小壶、红陶鼎、红陶杯等文物。遗址南部的水沟两断崖上暴露灰坑及墓葬，可见很多陶片，地层明显。196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考古队在此试掘，清理了一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两个龙山文化灰坑，并开挖2×5米的探沟一条。出土了一批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器物。
东魏庄遗址出土的石斧，分两种形式：Ⅰ式5件，琢制，刃厚，断面呈椭圆形；Ⅱ式3件，磨制，扁平，穿孔。
西夏侯遗址出土石斧7件。西夏侯遗址位于曲阜城东南9公里，沂河南岸约500米，东距西夏侯村约200米，南部紧靠楚家林墓区，林地北部占压一小部分遗址，遗址北部为平原，东北约180米为管勾山。1962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考古工作队在此正式发掘。遗址文化层距地面30厘米，分上下两层，流水渠断崖东端暴露有6米至7米的烧土层。
西夏侯遗址所出的这7件石斧，断面呈椭圆形的斧5件，扁平穿孔斧2件。
店北头遗址出土石斧7件。石斧为磨制，形体厚重，断面呈长方形。7件石斧中，有3件已残。
小雪遗址也出过两种类型的石斧。小雪遗址有二处，分别在村东和村北，遗址均为东西100米，南北200米，文化内涵相同。村东遗址在九龙山四崖墓西南崖下，距村约200米，东北面紧靠山根。村北遗址在南北路西崖上，是一片高埠地带，暴露灰坑数处，南距小雪村约200米。二遗址均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
小雪遗址所出的这两类石斧，一种是琢制厚刃石斧，一种是穿孔石斧。
凫村遗址出土石斧一件。凫村遗址位于曲阜城南13公里，凫村西约1公里，南北约250米，东西约150米。此件石斧，为琢制厚刃石斧。
石锛。
尼山水库遗址出土石锛1件。出土石凿4件，其中3件为折背，断面为方形；1件为方柱形，上端平顶，下端有一面磨刃。
东魏庄遗址出土石锛7件。均为磨制，共分二式：Ⅰ式5件，曲背，鼓腹。Ⅱ式2件，直背。遗址上还出土石刀1件，璜形，磨制精细，一端残缺，上部有穿孔，下部有刃。
西夏侯遗址出土石锛2件。还出土石刀1件，长方形，上部中间有一穿孔，一端残缺。
另外，东郭村遗址还发现了粗制的大石器3件，石器为长方形，两面磨刃，另两端平齐，中间凿约10厘米的长方孔，一面平整，另一面稍腹。此器可能为农业生产用具。
上述石铲、石斧、石锛、石刀等，都是用来砍伐树木，清除树根杂草，开垦土地，进行耕种的工具。
在曲阜诸多的遗址上，还出现了磨石、石镰、石刀等。镰和刀是收割工具，收获的粮食则用磨石研磨加工。
从以上农业生产工具来看，先民们从事农业生产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三
狩猎是先民们的重要活动之一。
当时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森林、灌木丛生，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虽然农业已开始出现，但狩猎业在先民的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
温湿的环境及茂密的丛林、草原，使大批的野生动物得以生存，一些食肉类动物还时常危及先民们的生命及所饲养家畜的安全，人们的狩猎活动，既可谋取大量肉食，又可得到安全。
在曲阜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出现了许多石刀、石镞、石坠等，以及一些鹿角、蚌壳、蚌器等。反映出当时狩猎方式的多样化。尤其镞的数量比较大，表明弓箭的使用很普遍，射猎是一种较重要的狩猎方式。
网坠的出现，说明先民们已经使用捕捞工具。
如东魏庄遗址出土石镞2件，断面为菱形，一头有尖，根部稍残。
西夏侯遗址出土石坠1件。
店子村遗址出土了鹿角等物。店子村遗址亦称齐家林遗址，遗址南距店子村约1公里，北紧靠齐家林墓区，一条公路在遗址中心穿过。此遗址是在1958年修公路时发现的，北距沂河1公里，西北距曲阜城约7公里，文化层距地表40厘米，遗址暴露范围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00米。
店北头遗址出土石镞1件。磨制，断面菱形。
马庄遗址在1977年春季整平土地，在土岭上挖土填沟时，发现了鹿角等物。
万柳庄遗址，在1967年春季万柳庄生产大队集中人力，深翻平整土地时，发现了鹿角等物。
大果庄遗址，1956年春季，果庄生产队在遗址中部的姚林挖大井时，发现了兽牙、鹿角等物。大果庄遗址位于曲阜城西南9公里，果庄村北50米，北临沂河。遗址距地表较深，遗址范围东西约250米，南北约150米，地下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
苑庄遗址出土了很多蚌壳、蚌器和鹿角。苑庄遗址，位于曲阜城西南15公里，村南约1公里。遗址是一片高土丘，村民称之为大王坟。此遗址是1957年春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58年大跃进时大搞深翻整平，苑庄生产队集中人力铲平土丘，运土填洼，此遗址受到严重破坏。遗址范围南北200米，东西150米。
西郭村遗址出土有蚌壳。西郭遗址位于曲阜城西南约11公里，西郭村东约500米处，原为一片土冢。遗址南北约200米，东西约150米。
河流、沼泽、湖泊，充沛的降雨量，使先民们居址周围的水文条件得到改善，也为人们的捕捞业创造了丰富的条件。大量的蚌壳和蚌器的出现，说明捕捞业在人们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采集活动是先民们生活的重要来源。在生活中，采集活动的范围十分广阔，植物的根、茎、果都是人们采集的对象。新石器时期曲阜的植被环境，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便利的采集条件。
四
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动物资源，但这种资源是不稳定的，受自然环境条件及狩猎季节的限制。人们为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将猎物丰富或狩猎季节时捕捉到的动物加以短期喂养或圈养，从而开始了对动物的驯养。
家畜饲养首先应有大量可供饲养的活的动物；其次，要有一定的饲养环境；另外，还要有家畜生长所必需的饲料。先民们驯养捕捉到的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猪和梅花鹿，并将野生猪逐步驯化为家猪饲养繁殖。牛、羊等也应是驯养的对象。
在曲阜的遗址上，同样留下了许多先民们饲养家畜的证据。
西夏侯遗址墓葬中，有“随葬猪头或猪下颌骨”。[4]
尼山遗址曾发现一件捏塑陶猪艺术品，陶猪为夹砂红陶，身长8.8厘米，高4.5厘米，躯体肥胖、丰满。嘴部噘出，两耳直立，前伸，小尾，有四足。把猪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反映出猪和先民的生活已非常密切，猪在先民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
马庄遗址，万柳庄遗址，大果庄遗址，苑庄遗址等，都出现了鹿角。
家畜首先是从圈养开始驯化的。曲阜地区河渠纵横、沟壑众多，为圈养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其次森林草原环境为家畜饲养提供了饲料来源。
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就很发达，猪、狗、牛、羊、鸡等，都是人们饲养的家畜，其中以养猪为多。随着家畜饲养业的进一步发展，猪的饲养数量空前增多，墓葬中盛行用整猪、猪头或猪下颌骨进行随葬。西夏侯遗址发现的3个猪头，经过鉴定，2个在一岁半以上，1个在一岁半以下，但已属青年期，3个均为雄性个体。这些现象表明，以猪头随葬的习俗，成了衡量财富多寡的标志。
骨、角、牙器的制作。
曲阜的先民们对骨、角、牙器的选材、切割、刮磨、钻孔方面已具有相当娴熟的技术。再加上当时的狩猎业为骨、角、牙器的制造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因而骨、角、牙器器类丰富，数量较多。许多器物通体磨制，制作精美。
尼山水库遗址出土骨锥3件：1件一端磨锐，其余部分未经加工，保持骨的原状。另有残骨器1件，为一段磨光的兽肢圆骨，上有雕挖的六圈平行凹槽，在圆骨的一端钻有一小圆孔。
东魏庄遗址墓葬出现象牙筒一件，置于墓主右手旁。牙筒椭圆状，口稍大于底，外壁在口、腹、底部共雕刻七周弦纹，在弦纹之间还刻划有斜道纹，底部有小镂孔，表皮剥蚀，筒已断裂为六块，断裂处有对称之小孔。筒内装置骨锥两件。两件形制相同，上端有小孔。左膝盖处置骨锥1件。兽牙2枚，弯形，一头有尖，握于左手中。另外，在东魏庄遗址中还出现了骨匕1件，用肋骨磨成，一端弯把，一端为扁刃，骨饰器1件，璜形，磨制精细，似弯镰形。
西夏侯遗址的居址中出土了骨、角、蚌器，墓葬中出土镞、锥、匕等。
刘家庄遗址出土了锥及一些残骨器。刘家庄遗址在曲阜城东南14公里，位于蓼河旁。1962年4月发现，文化层距地表0.4米，厚0.6米。遗址中除了出土了骨器外，还出土了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及黑、灰陶，皆手制。此外还出土了黑陶杯及鬼脸形鼎足。
应当说，人类骨器制作起源很早。自远古居民从事狩猎野生动物之时，便开始了以动物骨骼为原料进行加工的骨器制作。后来骨器制作有了进步，经过截切骨料，再用劈、削、刮等方法制成雏形，然后进行精工磨制而成。
在当时的骨器当中有一部分实行了穿孔，穿孔便于穿绳系带。
曲阜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精致的骨、角、牙器，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如果没有专门的熟练技术，要制作出那么多，而且又很精致的骨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
我们再看一看石器制作技术。
从各遗址所出土的诸多石器制品来看，其器物多是经打、琢、磨制而成，打制和磨制同时存在为特征，并出现了穿孔石器。出土的器形主要有斧、锛、凿、铲、锤、磨石、镰等。
如前所述：尼山水库遗址出土22件石斧，均磨制，石质细润，通体光滑；石铲2件，通体磨光，中部偏上穿孔；石凿4件，上端平顶，下端有一面磨刃；磨石1件；石锛1件。白村遗址出土石器多达20余件，其中有斧有锛。东魏庄遗址出土石斧8件，磨制，有3件为扁平，穿孔；石锛7件，磨制；石刀1件，璜形，磨制精细，上部有穿孔，下部有刃；石镞2件。西夏侯遗址出土石斧7件；石锛2件；石刀1件；石环1件。店北头遗址出土石斧7件；石铲1件；石镞1件……
从以上石器制品来看，先民们能娴熟地利用不同硬度的石料制作不同的器形。硬度高的辉长岩、辉绿岩等多用来制作斧、锛类砍凿工具。石灰岩或泥质岩等用来制作铲类农耕工具。摩擦力大且有一定硬度的砂岩或石英岩等用在磨石等工具上。磨制技术成为石器制造的主流，部分器物制作精致，通体磨光。而且还出现了制作精制的玉铲。
穿孔技术是这时期制石业的重要工艺。
当时穿孔，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琢穿法。在被选定的石坯的特定部位的正、背面，“用质地硬于石坯的工具进行两面琢钻，使其穿孔。这种孔的孔壁多微斜，孔眼呈上口大、中间细、下口大。有的较薄的石器，则用一面穿孔的琢钻，这种孔的剖面多呈漏斗式和大口小底。另一种为管穿法，一般石料较硬，琢制比较困难，而采用一根骨管，在扁薄或斧类的石坯的特定位置上，掺和细砂和水，使骨管在其上搓动，或用拉弓协助搓动，使其成孔。由管穿工艺制成的孔，孔壁多直且带旋痕。管穿工艺说明大汶口文化制石、制玉已有较高的水平。”[5]
器物的形态也有了定型：斧为厚身长方形或略呈梯形，双面刃；锛为较扁的梯形，单面刃；凿为厚身长条形，多单面刃；铲为扁薄长方形或梯形，单面刃；镰为尖头，拱背，宽尾，单面刃内凹；刀呈长方形，或一端略窄，背部穿双孔、单面刃；镞则以断面呈三角形和菱形者为多……
曲阜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玉器。
玉器是由玉制作而成。玉是石的一种，石之美者称为“玉”，所以又叫“玉石”。玉石是石中的高级质料，在自然界中，稀少难得，加工技术又繁难不易。但曲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现的玉器，却是以一种实用的生产工具玉铲出现的。
从曲阜的遗址上出土的一些器物来看，曲阜已有了纺织业。
原始纺织业当从原始人时期穿树叶、树皮、兽皮的漫长实践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发明产生的。编织业和纺织业最早产生于何时，因编织物和纺织物不易保存而难以确知。
从目前曲阜遗址上发现的缝纫工具锥和针，以及纺轮等来看，从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有了纺织这个行业。
尼山水库遗址中出土石纺轮2件；泥质灰陶纺轮1件，此件陶纺轮，两面壁均呈弧面，中透圆孔。骨锥3件，其中一件一端钻有小圆孔。
东魏庄遗址出土陶纺轮1件。
少昊陵遗址出土陶纺轮1件。少昊陵遗址位于书院乡旧县村北偏东侧。1979年发现，面积约15000平方米，文化堆积约2米，内含遗物丰富，局部有灰坑和大红烧土块暴露。
纺轮是纺纱拈线的工具，它的出现表明曲阜地区纺织业的产生。
南兴埠遗址出土石纺轮和陶纺轮各1件，骨锥1件。在出土的甑箅和甑的底部印有布纹，但也有较粗的，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各7-8根左右。[6]说明布已产生，并应用到制陶工艺中。
在西夏侯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发现了不少陶器的底部同样印有布纹痕迹。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陶器中，有20件陶器底部印有布纹痕迹。发掘报告说：“大鼎、小鼎、背壶、罐和尊形器等共20件陶器的底部，印有平纹布痕，当是将泥坯放在垫布上的时候留下的。以一件背壶底部的布痕最为细密清晰，一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0根；绝大多数的为6根或8根。”[7]第二次发掘时，在大汶口文化层的第四层，出土的陶器底部又发现印有布纹的痕迹，布纹见于器底，纹较粗，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约6至9根；方格纹只发现一片，为夹砂红陶，外表有红色陶衣，纹痕模糊。在上层属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中，出土陶器的底部印有平纹布纹，发掘报告说：“有的平底小鼎、钵的底部和大口罐的盖顶印有平纹布纹，从印痕较清晰的两件观察，1平方厘米经纬线分别为5-6根和8-9根。”[8]
根据南兴埠遗址和西夏侯遗址出土的布纹痕迹分析，先民们的纺织水平是很高的。按布纹上的经纬线来说，其密度水平，已接近现代农家妇女采用腰机织的粗布纹密度水平。这就是说，现代农家妇女腰机织的布纹密度水平，早在距今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达到了。
六
曲阜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当属陶器。可见当时制陶业的发达。
制陶业不像石器制造那样仅仅对天然材料进行直接加工就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石器，而是要经过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制造过程。诸如陶土的选择、处理、成型、装密、烧制等。而其中的每一个过程又都比较复杂。
初期的陶器制作以手制为主，大型器物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器物则直接捏塑而成，部分则可能采用模制法。有些器类如鼎、小口双耳罐等不是一次性制成，往往要经过2至4道工序才能完成。鼎、钵类器口规整，简单的轮制技术或许已出现。
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制陶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陶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之一。陶器的生产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阶段多为手制，烧造火候较低。陶色以红陶为主，黑陶、灰陶少见。器类不多，造型简单。中期阶段，红色陶数量减少，灰褐色陶比例上升。陶器制法仍以手制为主，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开始使用轮制技术，烧制火候较高，器类增多。晚期阶段，已使用快轮生产技术。陶色以灰、褐陶为主，红陶罕见，新出现了白陶。器类增多，器形复杂。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造业，成就突出，工艺发达，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再也没有哪一个时期可以与之媲美。当时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突出的表现就是生产的陶器外形规整，厚薄均匀，棱角分明，纹饰简洁，造型美观典雅。陶器原料经过特殊处理，并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进行不同比例地配制。如盒、杯，尤其是高柄杯等，采用反复淘洗过的细泥制作，保证了陶胎薄而均匀，甚至达到薄如蛋壳的“黑、光、亮”的艺术效果。
下面，我们选择一部分曲阜新石器遗址上出土的陶器，看看其特征：
尼山水库遗址上出土的陶器。
陶鼎5件：均为手制，分为三种形式。Ⅰ式2件，均为夹砂红陶，小口颈，鼓腹，圆底，柱足外拐，上腹原有把，一件腹部有锥刺一周，另一件足根捺有圆窝。Ⅱ式2件，大口，微鼓腹，平底，凿足外撇，腹部有端把，其中一件为夹砂灰陶，另一件为泥质灰陶。Ⅲ式1件，为夹砂红陶，敞口，直腹，平底，圆锥形矮足。
钵2件：均为手制，其中一件为泥质红陶，敛口，素面，鼓肩，由肩逐渐下收，平底。另一件为泥质灰陶，圆碗形，敞口，素面磨光，稍鼓腹，平底。
盂1件：手制，细泥灰陶，敞口，束颈，折腹，平底，腹部有锥刺纹一周。
豆座1件：手制，泥质灰黑陶，豆盘殘缺，座为喇叭形，透雕三角镂孔一周，饰凹弦纹三周。
东魏庄遗址出土的陶器。
鼎7件：均为夹砂红陶，手制。分二式，Ⅰ式3件，敞口，折腹，平底，凿形足，口内沿及折腹以上涂红衣。Ⅱ式4件，敞口，圆腹，圆底，扁锥形足，素面磨光。另外，在灰坑中出土鼎3件：分为三式，Ⅰ式1件，夹砂黑陶，轮制，鼎身似罐形，足饰竖堆纹，敞口。Ⅱ式1件，夹砂黑陶，轮制，鼎身似盆状，颈下饰对称的两段堆纹，腹部有两周阴弦纹，鬼脸式鼎足。Ⅲ式1件，泥质黑陶，手制，敞口，圆底，三足残，素面磨光。
壶1件：泥质红陶，手制，小口，高颈，圆腹，平底，通体涂黄陶衣，腹上部饰网纹、三角网纹、曲折纹等。
背小壶5件：泥质青灰陶，手制，敞口，高颈，广肩，深腹，平底，肩部有双耳，腹前有一喙状鼻，有的在腹上部涂红衣。
罐2件：夹砂红陶，手制，敞口，鼓腹，平底，口内沿及上腹涂红衣。
豆2件：泥质灰陶，手制，一件柄部镂圆孔，另一件盘柄相通，柄部有三角形，圆形镂孔。
杯1件：细泥青灰陶。近底处与口部涂红彩一周。
高柄杯：为泥质黑陶，胎薄。杯身素面磨光，杯座有阴弦纹和一对三角形镂孔。
盘1件：泥质黑陶，平沿，浅腹，下附三环足，内壁磨光。
盆2件：一件为夹砂灰陶，圆卷唇，深斜腰，沿下有对称堆纹两段，小底，敞口。另一件为夹砂黄灰陶，饰粗疏篮纹及鸡冠状双横耳，底有编织物印痕。
西夏侯遗址出土陶器。
鬶1件：夹砂红陶，手制，扁腹，剖面呈椭圆形，短颈位于腹上的前部，鋬在后部，下附三实足。
壶2件：泥质灰陶，手制。其中一件小口，斜颈，圆肩。另一件为高颈，扁腹。
罐：均手制。分四式，Ⅰ式，夹砂灰陶，大口，垂腹，平底，腹上部磨光。Ⅱ式，夹砂灰陶，大口，深腹近筒状，腹上有一对鸡冠状横耳，平底，稍鼓腹。Ⅲ式，夹砂红陶二件，折沿，鼓腹，近底处腹内收，平底；另一件为残罐，腹上部有两横耳，还有一周锥刺纹。
杯：无完整器，均残缺，分为泥质灰陶、黑陶两种。其中一种为直壁，另一种为近底内束，平底。其中一件口部残缺后又磨平，一侧有环耳，平底，束腰。另一个近底处有红彩一周。
豆：均残损，无完整器，泥质黑陶。一种豆盘为圆唇浅腹。另一种为折腹。豆座多有圆形，镂孔。
碗：夹砂灰陶，敞口，圆唇，有流，下部残缺。
簋形器：均残缺，无完整器，泥质青灰陶。敞口，其中一件口沿处绘红色折弧线彩。
刘家庄遗址出土的陶器。
钵：均为泥质红陶。完整者一件。圆唇，敛口，收腹，小平底，素面磨光。另有三片钵口，近口处均涂有红陶衣。
罐：多残缺，似有三种类型。一种为泥质红陶，圆唇，唇内沿有凹槽状，无颈，鼓腹，素面；另一件为泥质灰陶，敛口，薄圆唇，沿外侧有附加泥条饰，下饰不规则的竖划纹；还有一种为粗泥红陶，敞口，厚方唇，唇面有两周凹线，素面。
大果庄遗址出土陶器。
鼎5件：完整，均为夹砂红陶。分三式。Ⅰ式2件，敞口，折腹，平底，凿形足，折腹以上涂红衣并磨光。Ⅱ式2件，小口，垂腹，平底，三足断面呈椭圆形，其中一件腹壁较直。Ⅲ式1件，敞口，折腹，圆底，三足断面呈椭圆形，折腹以上涂红衣并磨光。
豆：其中完整的一件为泥质灰陶，敞口，深腹，矮座，座上镂三圆孔。另一件为残器，泥质灰陶，座较高，座上镂圆孔。还有一件为豆盘，夹砂灰陶，深盘，折腹。
壶1件：泥质灰陶，直颈，圆肩，折腹，平底，颈部有一对小孔，为烧成后穿透。
背水壶1件：为泥质红陶，敞口，高颈，平底，广肩，肩部偏后有两耳，两耳之间的腹壁较平，腹前有喙状鼻一个。
南庄遗址出土陶器。
鼎1件：夹砂红陶，敞口，折腹，平底，凿形足，折腹以上涂红衣并磨光。
杯1件：夹砂灰红陶，平底，由腹下内收腰，直口。
背水壶1件：泥质红陶，敞口，高颈，广肩，肩部偏后有两耳，两耳之间的腹壁较平，腹前有喙状鼻一个，平底。
壶1件：细泥灰陶，手制，敞口，斜颈，圆肩，平底。
另外，曲阜的其他新石器遗址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陶器出土，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以上诸多陶器的出土，充分证明，先民们的制陶水平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先民们根据陶器的不同，对陶土的资料和处理也就有所不同。如炊煮器，除一般陶器所要求的条件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耐火性能，用料中就必须掺和适量的细砂。所以，夹砂陶器有不同的硬度、不同的烧法，烧出的陶器的颜色也不同。还有，对陶器的各个组成部分，因用途的不同，制陶的要求也不同，各部分的大小、整齐、美观、比例也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陶器制造业是一门极复杂的手工业，需要多种专业技术和丰富经验才能制出一件有用的陶器。
陶器的出现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长期定居生活。
七
从曲阜新石器遗址所发现的许多灰坑、文化堆积层、窑穴、墓葬等来看，曲阜的先民们，已过起了固定的聚居生活。
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人类的先祖类人猿最初是群居于森林之中，栖息于树木之上，后来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类人猿开始下地行走，这是从猿到人的第一个条件，类人猿的树居生活渐渐变为地上生活。
最早的人类究竟怎样在地面上居住，至今还没有考古材料可作说明。中国古代文献上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9]在当时这只不过是个推测，然而这个推测却被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居住遗址所证实了。
除了洞穴之外，旧石器时代的人还住在山坡或平地上，过着野宿生活。截止目前，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部分是在平地上，但可惜有关居住遗址保存太少，没法窥见当时人居住的风貌。《韩非子·五蠹》上说：“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这可以说是描写古人的“巢居”。但最古的巢居是怎样的形状，至今尚不清楚。
新石器时代人们的聚居地的发展，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石器时代村落，多数选择在浅山区或丘陵区，靠近河流或湖泊的台地上。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才有部分村落扩展到平原地区的高地。当时村落所以选择上述地理环境，一方面是为了饮水与狩猎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从事农耕生产。
灰坑是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中较多的遗迹之一。灰坑的形状有很多种，常见的有口大于底的圆袋状形、圆竖井形、椭圆竖井形、长方竖井形和大口圜底的不规则形等。
灰坑形状不同，常常反映原先的用途也不尽相同。如挖筑比较规整的圆形袋状坑和圆竖井形坑，多数原来可能为储藏东西用的窖穴。有些大型灰坑，坑内周壁经过火烧，底部铺垫有硬地面、烧土面，很可能原先是作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房基用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深灰坑或深达地下水平面以下的圆形或长方形坑，其用途也可能是当时的“水井”。至于有些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圜底坑，可能是当时挖土后的残留坑。
陶窑也是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中比较常见的遗迹之一。因地区的不同，陶窑的形制结构也有所差异。一般说来，北方地区的陶窑形状多为圆形。窑是由窑室、火膛和窑门等几个部分组成，有的窑室底部还挖有便于通火的沟槽。而南方地区的陶窑，形状除圆形窑外，还有前低后高的长条形窑，其结构分窑室、火膛、窑门和烟囱等部分。
让我们看一看，曲阜新石器遗址的灰坑和陶窑。
西夏侯遗址，发现灰坑10座，陶窑1座。灰坑呈圆形和椭圆形，多斜壁平底。陶窑遭严重破坏，仅残存火膛、窑门及工作间，窑箅和窑室无存，属竖穴窑。居址中陶器主要有罐形鼎、盆、甑、罐、壶、器盖、缸、钵等，石器有斧、铲、锛、网坠，另有少量骨、角、蚌器。
东魏庄遗址，清理了两个龙山文化灰坑。均为不规则的圆形坑。出土可复原器物10件。
店北头遗址，1962年试掘时的情况是：第一层为淤积沙土，厚0.2米，第二层褐色土，厚0.3米，质硬，含灰土与烧土块。出土陶片以夹砂灰陶最多，夹砂红陶次之，泥质灰黑陶较少，胎薄里亮的标准黑陶更少。第三层黑灰土，厚0.1米至0.3米，质硬。出土陶片仍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黑较上层有所增加。此外在断崖附近清理了几个圆形直壁坑，底部歪斜不一，口径在1米至2米之间，残深0.2米至0.3米。灰坑的遗物主要有：石斧、石铲、石镞，陶罐、碗、甑及豆盘、鼎足等。
苑庄遗址，发现灰坑10余处。灰坑中有陶片、红烧土，以及很多蚌壳和蚌器。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年月里，绝大部分时间氏族尚未形成，农业与畜牧业亦尚未发生，人们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当然也就不存在聚落。随着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氏族组织，到新石器时代氏族组织的繁荣，人们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结合变得牢固，再加上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以氏族为基础的聚居村落，也就应运而生了。
曲阜的先民们，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来的……

八
埋葬，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遥远的史前时代是否有一定的葬俗呢？人类最早有意识地埋葬自己的亲人或伙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至少在距今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便开始有意识地埋藏死者了。山顶洞遗址分为上室、下室和下窖三个部分。1931年发掘下窖时，发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他们的身旁撒着赤铁矿粉末，随葬品有石器和大量的装饰品，诸如穿孔的狐和獾的牙齿、鸟的骨管、穿孔小砾石和石珠。这些很可能都是死者生前使用之物。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使用专门陪葬死人用的冥器，没有特意挖成的墓坑，也没有棺、椁之类的葬具。
新石器时代，每个氏族就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在这样一种血缘和宗族观念很强的社会中，人们不仅重视活着的人内部的紧密团结，而且没有忘记死去的氏族成员。氏族社会的人们按一定的规定埋葬或用其他方式处理死者，随葬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有些氏族还要定期追悼和祭祀，这一传统以不同的方式一直流传至今天。
曲阜先民们的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随葬物品较为丰富，不仅有陶器、骨角、牙器，而且还有石器。
西夏侯遗址，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四周有二层台，墓向东，墓一般长2.2米至2.8米，宽1米至1.6米，深0.5米至1.3米，均属中小型墓。葬式流行单人仰身直肢，不见合墓。未发现葬具。盛行手持獐牙习俗，个别人骨有朱红颜色。骨架大多完整，少数缺少头骨或部分四肢骨。
随葬品中陶器最多，器形主要有罐形鼎、小型罐形鼎、实足鬶、袋足鬶、扁腹罐型盉、壶型盉、背壶、壶、瓶、鼓腹罐、尊形罐、圈足尊、豆、厚胎高柄杯、薄胎高柄杯、匜、单把觚形杯、筒形杯等。
石器有扁平穿孔钺、斧、锛、镞、纺轮等。骨、角、蚌器有镞、锥、匕等。儿童皆为小浅坑墓，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头向东，仰身直肢，个别侧身屈肢。大多无随葬品，个别仅1件陶罐或蚌片。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夏侯的一些墓葬中，还有随葬猪头或猪下颌骨的葬俗。
猪很早就是先民们饲养的家畜之一，并成为人们生活肉食的主要来源。猪与先民们的经济生活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先民们在死后也就逐渐出现了葬猪的习俗。
葬猪习俗究竟表示什么目的呢？泰安大汶口遗址发掘报告说：“大汶口墓群随葬的猪头，是不是临时宰杀入葬的，我们还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说明，这是夸耀财产的一种表示。”[10]邹县野店遗址发掘报告说：“这是用猪来表示财富或祭祀的随葬习俗。”[11]如此说来，先民们的葬猪习俗，除表示拥有私有财产的意义外，还表示人死后也要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享受生前所享用的食用品。
接下来，再看看东魏庄墓葬。
墓葬被发现时已在断崖上露出头骨，部分随葬陶器已遭破坏。骨架保存尚好，仰身直肢，头向东，方向95°，随葬器15件：长方形扁平穿孔石斧一件，置于骨盆中央。残骨器一件，压于石斧之下。有孔骨匕一件，握在右手中。象牙筒一件，置于右手旁，椭圆状，口稍大于底，外壁在口、腹、底共刻出七周弦纹，底部有小镂孔，表皮剥蚀，筒已断为六块，断裂处有对称之小孔。筒内装骨锥两件，形制相同，上端有孔。左膝盖处置骨锥一件。兽牙二枚，握于左手中，陶器均手制，有簋形器两件，细泥青灰陶、敞口，垂腹，圈足。其中一件腹较浅，在沿内及近圈足处各绘红陶一周。杯一件，细泥青灰陶。器盖一件，泥质红陶。彩绘残器一片，泥质灰陶。口沿和器身绘红色折弧彩纹，系器物烧成后绘上。[12]
可以看出，曲阜新石器的墓葬中，大都有随葬品，其中有生产工具、武器、日常用的陶器、随身的装饰品、动物或动物的一部分、宗教信仰镇邪之物等等，这些是我们研究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以及信仰习俗的重要资料。
九
先民们在经历了原始的农业、家畜饲养业等社会经济产生和发展时期以后，逐渐发明制作了遮体御寒的极其简单的麻织品作为衣服。与此同时，随着人体审美观念的增强，逐渐发明出人体佩戴的各种装饰品。
到了新石器时期，骨针、骨锥大量被使用，纺轮也很流行，而且在遗址中发现有印在陶装上的布纹。这一切说明，先民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佩带上了装饰品。装饰头部的有骨笄，古人蓄长发，把头发绾在头上，在发上横插一笄。身上悬挂的装饰品，种类繁多，有蚌壳作的环、珠，玉石质的璜、坠、玦、环；骨制耳饰，陶制的环、镯等。
尼山水库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石饰、骨饰物品。
石环10件：似石镯，可套在手上。断面呈三角形、半圆形和方形。其中一件断为三段，断缝的两边各有一个圆形钻孔。石环多呈灰色，还有一件较大的石环呈白色。
饰片5件：其中二件青灰色，呈不规则的圆形，中有透孔。另一件为绿松石小圆环。还有两件为绿松石方片，上端有一小穿孔，形同穿孔小石斧。骨器中，有一件磨光的兽肢圆骨，上有雕挖的六圈平行凹槽，在圆骨的一端钻有一小圆孔。应为佩饰。
陶器中，有一件捏陶陶猪艺术品，先民们把这件陶猪的躯体、嘴部、两耳、尾巴、四足，表现得生动传神，惟妙惟肖。
东魏庄遗址。
兽牙2枚，弯形，一头有尖，握于左手中。
骨饰器1件，璜形，磨制精细，似弯镰形。应为佩饰。
西夏侯遗址。
出土石环、石坠各1件。
手镯是最常见的装饰品之一，几乎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都或多或少有所发现。
环。依用途又可分为指环、胸环、耳环和串环诸类。多呈圆圈形，还有呈花朵形或连环形等。
在尼山水库遗址上还出土了以绿松石为材料做成的小圆环等饰物。绿松石是一种非常鲜亮悦目的宝石，这种宝石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出现，足以证明绿松石的使用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了；同时也证明这种宝石早就受到先民们的喜爱。
绿松石在元代称襄阳甸子，亦称荆州。清代始见绿松石的名字。我国的松石闻名世界，不仅产量高，而且制作好。我国最大的松石矿在郧县的云盖寺，郧县位于河南、陕西的交界处。这里群山环抱，风景优美。
曲阜的遗址出现了一些佩器。佩器即为佩带饰件。一般多以玉、石、骨制成，依器形可分半月形、半圆形、多环形、兽面形、垂幛形、勾云形等。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代人如此，古代人亦然。先民们装饰最普遍的地方就是头部，在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头饰来看，从饰件的用途与出山的位置，可以推断头饰包括头发、额部和耳垂的装饰。此外还有颈饰、胸饰、腰饰、臂饰、腕饰、指饰、尾饰等等，先民们无不注重打扮。
十
新石器时代在年数上远远比旧石器时代要短，但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文化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在这一时期产生，原始的宗教信仰、艺术、科学活动、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繁荣。
山东的新石器时代经历了五个阶段。
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8400至7700年前后的后李文化，目前仅见于鲁北地区，陶器以叠唇圜底釜为主，无三足器和泥质陶，发达的石、骨器制作及面积较大的房屋建筑表明其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至6100年，陶器制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泥质陶及三足器。从北辛文化中期开始，陶鼎逐步代替釜成为主要炊具。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年至4600年，是山东地区古代文化逐步走向繁荣的时期，这期间，除日常用品外，出现大量酒器及代表死者生前身份的玉器、骨器、角器、牙器等，墓葬规模有大小之分，随葬品明显可看出贫富的分化。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是山东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制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蛋壳陶为代表的陶器制作业达到了顶峰。岳石文化距今4000年至3600年，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时期。
这五个阶段中，每一阶段的连接均较紧密，文化传统的演变上也一脉相承。这一切表明，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曲阜境内，目前已发现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这同样表明曲阜是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标志着曲阜一带的农业已经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先民们的农业生产当更加广泛。
曲阜地处内陆地区，遍布着许多渠河湖泊，有丰富的淡水鱼类和贝类，从遗址上发现的贝壳和网坠来看，先民们已开始了渔猎生活。
曲阜的先民在辛勤劳动的基础上，创造了发达的原始手工业。他们制造出来的石器、骨器，种类数量多，磨制精致。石器通体琢磨光滑，棱角清晰，刃口锋利，穿孔技术高。骨器制作同样精细，出土的骨器还有一些实行穿孔。
发达的制陶业是曲阜早期文明的一大亮点。陶器数量多，质量高，制陶技术高，并出现了专门从事制陶的手工业者。特别是蛋壳陶的出现，将制陶制作工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曲阜的新石器遗址上，还能找到许多编织物的遗迹和纺织工具，这标志着纺织业的正式诞生。南兴埠遗址出土甑箅和甑的底部印有布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有7至8根。
曲阜的先民，是勤劳智慧的，他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而他们的社会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01期。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3]参见高广仁等：《山东曲阜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3年07期。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曲阜南兴埠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报》，1964年，第0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西夏侯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03期。
[9]《周易·系辞》，郭彧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
[10]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22页。
[1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2]高广仁等：《山东曲阜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3年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