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都古台小考

公元前十六世纪，商王南庚自庇迁奄都曲阜，史称“商奄”。后盘庚迁殷，奄地为商朝的方国，曲阜为奄国国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周公践奄后，“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由周公长子伯禽代父就封。《括地志》载：“曲阜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筑鲁古城也。”曲阜作为鲁国都城自周公始至顷公为楚所灭，传三十四君，历870余载，是当时中国东部地区的一大重镇。

鲁国故城择建于寿丘之西，是按《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旁三门，方九里，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市朝一夫”的理念设计营建,为我国著名的先秦古城之一。其周长11771米，面积约10平方公里，遗址布局合理，堪称古代城市建设典范。现地下保存较为完整，埋藏着大量文物古迹，是研究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珍贵史料。

在鲁国都城内外，过去曾筑有许多著名的古台，史籍中亦多有记载。

何谓为台？台原指高而平的建筑，“台观四方而高者。”古代的名台，一般都很高，或筑于山头，或平地而起，“台多方形，以土筑垒，其上或有亭榭之类。”我国筑台的历史久远，如《诗经》中便记载：“经如灵台，经之，营之。”从周到汉魏，筑台之风一直很盛，“当时盛游猎之风，故喜园囿，其中最常见之建筑物厥为台。……可以登临远眺。”从文献史料及考古资料中分析得知，帝王筑台是受先民祭祀影响，后引申有三：消遣娱乐、求神遇仙、防御敌寇。

关于曲阜鲁国故城内外的古台址，起始年代较早，历史脉络较为清晰，有些尚存，具有一定的历史人文价值。鲁人重礼，有深厚的礼乐传统，在各种礼仪中，祭祀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有禘、宗庙等对祖先之祭，亦有郊及社的天地之祀，它们多以筑台置榭而为之。当地人传说有八台，《曲阜县志》记载有九台，《曲阜圣迹古迹择要略考》记载有十一台，而据1956年曲阜文物普查时统计，鲁故城内外的台基遗址尚有十几处。下面就有迹可循的台址及功能择要考证之。

舞雩台 位于小沂河南岸，大沂河之北，即东104国道西侧，舞雩坛路路南，现残存高5米，《汉旧仪》、《水经注》、《寰宇记》等史籍均有记载。《水经注》称“坛高三丈”，以北魏单位尺一尺合0.27974米折算，三丈约合8.5米左右。郦氏所举台高不过是约数，与今高度相近。史籍载，天子祭天的礼仪有九种，鲁国享有二。除郊祭外，还有祭天求雨之大雩祭。《公羊传》载：“君亲之南郊，…… 旱请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谓之舞雩。”《正义》曰：“雩坛者，雩时为坛设祭于此。有乐舞，故曰舞雩。”雩即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祀，古代求雨祭天，设坛命女巫为舞,故称舞雩。另《论语·先进》记：孔子要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谈谈各自的志向，曾点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作答，得到孔子的赞同，“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地方即此地。舞雩台是鲁国雩祭的地方，应是鲁国早期的祭台之一，为鲁国特有。

20世纪70年代，对此台考古钻探时，测得台基东西120米，南北115米，残高7米，有两层。在被破坏的台基东面和西北面，暴露着清楚的夯层。从台基东面的夯土结构观察，台基似有上、中、下三层：上层夯土深褐色，厚约0.6米，包括三个夯层，夯窝圆形圜底，直径约8～9厘米，夯土中包含布纹瓦和陶片，时代当属西汉。中层夯土灰褐色，土质坚硬而纯净，厚4.1米左右，夯层厚11～15厘米，夯窝圆形平底，直径6～7厘米。根据所用夯具，年代当属战国时期。下层夯土为黄黑色花土，黏性大，质量较差，夯窝圆形圜底，直径约3～4厘米，厚约1.5米，含有较多陶片。下层夯土只分布于东部，西部没有发现，根据所用夯具，时代当属春秋以前，是早期的台基遗迹。由此考古资料可知，舞雩台始于西周，历战国、西汉修筑留存至今。

周公台位于今周公庙所在地。周公庙的前身为鲁太庙，鲁太庙建于成王十四年（前1028年），“周公薨，成王赐鲁以天子之乐礼之，立太庙。”古文献有关周公庙即鲁太庙旧址的说法，亦散见于多处。如：《曲阜县志》载：“周公台在城（指明城）东北二里高阜上，即周公庙基地。”“宫殿之迹鲁太庙，今在城东北二里高阜上，即周公庙基地。又为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水经注·泗水》：“……有周公台，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台南(按：应为西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周公台，为祭周公而建。并在台上修建了庙宇，以祭，可知此台应始于西周时期。

两观台位于曲阜明城东南，鲁国故城的正南门（稷门）两侧，为两观台遗址。《吕氏春秋》：“归父居石门。石门盖亦郭门名也。又有雉门，有两观。定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雉门盖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说文》段玉裁注：“凡观于台在于平地，四方高者曰台，不必四方者曰观。其在门上者，则中央阙然，左右为观，曰两观。”曲阜的两观台，“其在门上者，左右各一，故称两观。”杜预云：“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鲁城南垣正门即为“公宫之南门”，是为雉门，或称稷门、高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语》云：“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由此可知，两观台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是举行重要集会和检阅活动的场所。

在鲁国故城考古钻探中，在鲁城的章门以外，发现相对的两处台基址，这一发现与史籍记载的稷门有差异，不知是史籍有误，还是观台迁移之故。《曲阜鲁国故城》报告称：南东门，位于曲阜县城东南，兖岚公路南侧，五金交电公司东院墙外。城门两侧地面上仍保存有较好的夯土墙，紧靠城门南口的两侧，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建筑。台东西宽各30米，南北各长58米，残高1米，此门北对鲁城中心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原有两观台石碑，今台与碑均不存。

季武子台位于曲阜明城东2公里，周公庙村东北崖头上。《水经注·泗水》载：“鲁国埠上有季氏宅，宅有季武子台，今虽崩夷，犹高数丈。台西百步，有大井。”《太平寰宇记》则指明了武子台的位置，上云：“季武子台高三丈五尺，在县东二百五十步。”这里所指的“县”乃唐至宋初县城而言。《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季孙、孟孙、叔孙）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其中的“登武子之台”当即指此台，可知春秋末鲁“三桓”专权时期已有此台，为季孙氏家宅私有。

在鲁国故城钻探发掘中，在鲁城东部偏南，古城村西南约200米，西北距周公庙约1公里处共发现了三处建筑基址。南部的一处呈“凵”形，建于姜石层上，其范围东西90米，南北55米。夯土宽8～10米，似为墙基。现仅存0.2—0.3米的厚度，夯土质硬而纯，呈灰褐色。估计墙基中间应有台基一类基址，可能因地势高，已被挖去。基址周围堆积有大量战国和汉代的砖瓦片。东部的一处夯土基址呈长方形，南北长80米，东西宽46米，夯土厚0.4米，质地坚硬，呈灰褐色，也筑于姜石层上。在其北面约50米，有一片路土呈长方形，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约60米。在基址的东面有宽10米的古道路通向东南门，北面有古道路通向北东门。根据遗物分析，建筑基址的年代当属东周至汉代。据史料记载，按方位推算，所谓季氏宅、武子台，似指此处的建筑遗迹，具有防御功能。

由于时代久远，季武子台地表已无迹可寻。

鲁公台（伯禽台、望父台、北擒台）在曲阜明城以北，孔林林道以西，一土台南北10米，东西9米，台高约2米，俗称“望父台”，传为伯禽思父西望而筑。据《东野志》称：“古鲁城旧迹望父台，在城北一里。鲁公筑高台以望西京，思念其父。”《曲阜县志》载：“城东北二里，高埠上即周公庙基，又为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台北百步盛果寺，为鲁故宫地。台西二里有台焉，旧志称曰伯禽台，君子以为慢；乡人称曰望父台，君子以为俚，宜更之曰鲁公台。”清代孔尚任修《阙里志•古迹•蚩牛冢》记载“蚩牛（尤）本炎帝之裔，喜兵好乱，居少昊之虚以临四方。炎帝孙榆罔居空桑，德不能驭，蚩牛起兵伐空桑，逐帝而自立，迁于涿鹿，黄帝兴兵北攻，三年而后擒之，献俘于空桑，身首异处，其身冢在寿张（汶上南旺），肩髀冢在钜野（钜野县重聚），鲁城中之冢则其首也，今曲阜城西北里许高冢，俗呼北禽台，亦曰被擒台，盖献俘之所。”由此可知此台原为蚩尤冢。20世纪60年代，当地群众挖沟取土时在台周围挖出石坠、石剑等石器文物，还有铜鼎、铜环、铜舟、车马器等物。1977年和1978年，对鲁国故城全面钻探试掘的同时，又对此台周围及台基作了详细的钻探调查，得知此台的南北和附近地区是一片大型墓葬区。可以断定，此台历史久远，春秋及战国时期于此台及其周围作墓。因此，鲁公台、望父台之名等均为后人附会之说。

庄公台、昭公台《太平寰宇记》云，鲁庄公台在鲁城内，县西北二里，庄公筑台以临党氏见孟任处，台西南五十步有台焉。《史记·鲁周公世家》：“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说的是鲁庄公时，庄公（鲁十六君）见一党氏美女孟任，便前去求婚，孟任不愿意，庄公答应立其为夫人，方才同意，并割破手臂交血为盟。后庄公娶齐女哀姜，孟任没有立为夫人。庄公“临党氏”之宅筑起的台基即为庄公台。

《东野志》称，鲁昭公台在城西北二里，与庄公台相对（昭公，鲁二十四君）。据此进行走访调查，明城西北二里许，确曾有古台高土冢存在。《曲阜县续志》称此地为社稷坛。1956年曾对此地进行文物普查，暴露遗物均属周汉两代，在台北土沟旁还出土有西周和商代的骨锥，以及鬲足、鼎足陶片等。1986年，湖北省阳新县一中在拆迁老儒学时，发现了一块宋代“鲁国之图”石碑，碑高1.94米，宽1.1米，厚0.13米。额部刻有“鲁国之图”四字，中部为“古鲁城”，有十二座城门。城内庄公台、昭公台醒目其中，另有文宣王庙，白鹤观，孔圣村，城外北边有空子墓，孔林，子思墓，仲尼燕居堂，伯鱼墓等；泗水由北向西而流，碑下部刻有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俞舜凯所撰跋文。这说明庄公台、昭公台在宋时依存，且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受人关注。两台应均为纪念性筑台，现此地已夷为平地。

斗鸡台位于鲁城西部，校场路南，林业局院内。《太平寰宇记》云，斗鸡台高一丈五尺，相去各四步，在高门内县西三里。据说鲁庄公喜爱斗鸡，规定了“斗鸡日”，每逢这天让斗客们带着好斗的公鸡，各自找出对手，依次登台，将鸡放在木栅栏内厮杀。庄公坐在旁边观看，一般爱好者则站在台下瞭望，此台为消遣娱乐性筑台。1978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考古技术人员，对此地进行全面钻探，探明台中心确实是夯土台，周围则是古代墓葬。《曲阜鲁国故城》报告称：“斗鸡台”位于鲁城西部，曲阜西关以北。遗址西邻鲁城西垣，东至种子站东墙外约20米，文化堆积一般厚1.5米左右，有四～五层。“斗鸡台”基址台呈椭圆形，东西长110米，南北宽55米。经试掘，知台基夯土有三层：上层为近代所筑，中层约属战国西汉时期，下层夯土灰绿色，小棍夯，约属春秋时期。下层夯土分布较广，但并不连贯，未必是个台基，因未全面揭露，性质不明，待考。现残存约10米见方，高3米不规则土丘。

钓鱼台原名泮宫台，亦曰书云台，因鲁僖公在台上钓鱼，故又称为钓鱼台。此台位于曲阜明城东南角城外，护城河以东约50米处。《东野志》载：“泮水，在稷门内有台巍然，有水泓然，鲁僖公典学养士于此。”《曲阜县志》载：“泮宫台，亦曰‘书云台’，俗谓‘钓鱼台’。台北有水即泮水也，明吴郡周天球书碑曰‘泮宫’”。《水经注》云：“灵光殿东南即泮宫，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台南水东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台西水南北四百步，东西六十步，台池咸结石为之，汉代为灵光殿基。”1957年文物普查时登记，台坡高30米，东西长60米，南北宽30米。台西旁立有碑刻三通，一为明代周天球书“古泮宫”碑，该碑1975年移入孔庙保存，其余二碑分别为“文献泉”碑及清光绪年间记载重修“古泮宫”水池和“文献泉”的石碑，此二碑在“文革”中丢失。现台迹已无。

春秋台位于曲阜明城东八公里北息陬村内，有碑刻“孔子作春秋处”一通，为纪念孔子而筑，始筑年代相对较晚。《曲阜圣迹古迹择要略考》载，春秋台为孔子作春秋处。《曲阜县志》载：春秋台在县东南十里，《任昉述异记》谓是孔子作春秋处，宋时立祠设像奉祀，后称春秋书院，1956年文物普查时，春秋台残高2米，南北长15米，东西宽14米。现台迹已无。

除此之外，结合《太平寰宇记》所载，鲁都内外还有“祭坛”，在鲁城南3.5公里处，沂河南岸，是古时鲁君郊祀祭天处；“襄仲台”，在鲁城东郭建春门内南侧，为鲁庄公之子东门襄仲宅中之台；“泉台”，在鲁城南今南泉以东的逵泉边，原为泉宫中的古台；“鲁王郊台(又名“山川台”)”，城东南二里。

综观曲阜古台，多筑于周代，其功能多为祭祀，原始性较强，这说明周时的鲁国，筑台以祭还比较流行。但祭祀的行为是人，在祭祀的理念中，因受礼乐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祭祀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的筑台，其神秘性、宗教性相对淡薄，更是赋予了“敬德”的内涵，其祭祀原则为理性化的“有功则祀”。它们的留存，对研究、了解鲁国历史文化，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如今，历经两三千年的风雨岁月，这些古台大多荡然无存，建国后保存较好的“钓鱼台”也毁于20年前了，有的已不能确指其位置，有的已无迹可寻而约估其址附会者，又与古代文献记载相悖。唯有“望父台”、“舞雩台”和“斗鸡台”仍然立于地表，承载着历史的责任，见证着鲁都的沧桑，述说着遥远的过去。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

《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