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汉代画像石刻浅析

曲阜汉画像石刻在全国汉画像石四大区（以齐鲁文化为基础的山东、苏北区；以周秦文化为基础的陕北区；以楚文化为基础的南阳区；以巴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区）中最为丰富多彩。山东曲阜计有100余石，主要来源于曲阜城区及各乡村汉代出土的墓室壁画。曲阜是儒学的发源地，衍生于齐鲁这块浸透了伦理政治型的文化精神土地，其形制题材和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社会性色彩，也就决定了汉画像石刻更为崇实、古朴、典雅、自然和内容的丰富广博。它对研究我国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就曲阜汉画像石刻的内容、历史价值和艺术特点试作浅析论述。

一、汉画像石刻流行的社会背景

曲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据史书记载：黄帝生于寿丘，炎帝迁都曲阜，少昊建都曲阜，舜作什器于寿丘……中国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以后，曲阜在商代为奄国，并一度成为商代南庚、阳甲、盘庚三王的首都。周代为鲁国都城，鲁国属于封国制，待遇优厚，礼乐文化发达，誉满天下。两汉先后为鲁王、东海王国都，儒学之昌盛，名扬海内外。汉代初期，汉王朝实行的郡国并行制，这是一种郡县制和封国制相结合的混合制政体，公元前154年，刘启徙封其子刘余为鲁国，史称恭王，恭王好治宫室，在鲁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王宫灵光殿。东汉时期刘秀为了限制宗室诸王的势力增长，大多数封王虽有封地，却只能收取地租，而无权治民，封国内的各级官吏都由朝廷任命，由此鲁国就形成了两套政权机构，这些达官贵胄的日常生活、墓葬都是非常豪华的。汉画像石刻的产生与流行，是和汉代社会厚葬习俗分不开的，厚葬习俗所形成的社会厚葬风气，奠定了汉画像石刻流行的社会基础。

二、汉画像石刻产生的自然条件

曲阜处于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平原的交接地带，百余座山头绵延在北、东、南三面的边境线上，多以裸露的石质山岭为主，适宜开掘石料和开凿山洞，这就为汉代依山凿洞提供了天然条件。1970年发掘的九龙山汉墓群，就是依山凿洞的汉代诸鲁王墓葬处。同时也说明了冶铁业的巨大贡献和作用，汉代曲阜的冶铁业非常发达，现已发现的冶铁遗址有三处，从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铁制品有剑、铁斧、铁钱、剪刀、铁壶、犁铧、销、锛等，目前曲阜发现的汉代墓葬，有一定数量的铁质剑和犁铧出土，说明当时对铁料已经不太吝啬了。冶铁业带动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加之曲阜北接华北平原，气候温润，肥沃的土地有利于农耕经济的发展，为官僚地主奠定了物质基础。鲁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是以农桑为业、阡陌为疆、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之时人重孝信鬼，迷信成仙，提倡厚葬，一些达官贵胄、官僚地主为自己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墓室，墓室石壁的坚固性，画面保持的耐久性，颇能满足汉人厚葬的欲望（例如徐家村汉墓、韩家铺汉墓、九龙山汉墓等），同时也给石匠们提供了用武之地。

三、汉画像石刻内容的表现形式及社会根源

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谶纬迷信交织在一起。儒家重孝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世以厚葬为德”的社会风气。两汉时期的厚葬风气极浓，而曲阜又是儒学的发祥地，从春秋到战国之际以讫于汉，一直是儒学兴盛地区，孔孟之道成了思想上的上帝，孝亲尊化成为社会伦理的皇冠，厚葬之风与地主阶级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迷信思想相糅合，成为画像石刻盛行的文化思想基础。成神成仙浸透着时人的灵魂，达官贵胄从儒家的“孝悌”中寻找历史理论根据，儒家的“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三年无改于父道。”儿孙们便极力模拟阳宅建筑而大造阴宅坟墓，以争得孝道美名。其实孔子是反对厚葬的，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他认为内心的悲伤比表面上的排场即厚葬要好。据记载，孔子父亲先母亲而逝，孔子将父母即合葬于防山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孔子先回，门人返，雨很大，孔子问为何来迟，门人说防山墓被雨水冲了，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这说明汉画像虽然是从内容上体现了儒家传统的祖先崇拜观念，以“仁”为核心，以“孝”为先的伦理观念，但厚葬之风的根源应是社会上的流行升仙思想。

四、汉画像石刻的分类

曲阜汉画像石石刻分为石仪、石阙、画像石三部分。画像石刻是汉代的墓室、祠堂、阙等石质建筑构件上的雕刻装饰，因它是刻在石头上的图像，因此称之为画像石刻。曲阜汉代画像石多出自墓葬中，孔庙神袍内收存的汉代画像石刻有100余块，分别出土于曲阜的南辛、董家庄、孔林、梁公林、徐家村、张家村、韩家村、旧县、西颜林、于家村、鲁贤、大峪等地。这些画像石，既粗犷奔放，又精雕细琢，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石仪：石仪是墓前的装饰物，始于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营建骊山陵园时，曾雕刻一对高三尺的石麒麟，开后世陵前营建大型石兽之先河。孔林有石兽2尊，现存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其一残高19.5米，其二残高1.82米，两石兽作拱前状，昂首直视，雕刻造型简洁，风格古朴。尤其是那作弧形状的长尾撑住地面，大有用力一蹬而起之势。汉代艺术家们凭借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简洁明快的艺术手法，着力刻画了石兽的头部和矫健的身躯，特别是撑地的尾巴和两条腿形成了三个支点，显得更加稳健。

石人：东汉时期，出土于曲阜张曲村。二尊，站立姿态。其一高2.2米，胸围2.45米，戴帻，双手执篲，胸腹阴刻篆书“府门之卒”四字。其二高2.54米，胸围2.9米，戴冠长衣露足，拱手立，腰间佩剑，胸腹间阴刻篆书“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10字。二尊石人从雕刻技法上都是立体圆雕，充分体现了东汉时期的古朴风格。

石阙：“阙”是古代宫阙、门阙、墓阙等封建社会象征地位的标志，是一种特殊的雕刻艺术。现存三组，均是以方形石块垒成，上覆瓦垅形方顶。一组五石，高2.2米；一组六石，高2.6米；一组四石，高1.35米，石块周围阴刻人、兽、神等，均为汉代早期作品。阙是古代置于门外的建筑，它由基座、阙身和阙顶三个部分组成，形体组起伏有韵律，房顶的阙顶有小鸟展开的翅膀，富有升腾感，造型优美，阙身上布满高低不等的浮雕。

画像石：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曲阜的画像刻石主要是墓室壁画，它再现了曲阜汉代的社会万象，反映了贵族商贾生前奢侈淫靡的生活。例如,有表现地主庄园和手工业作坊中农业、渔猎和手工业劳动的场面；有表现统治者生活的车骑出行、聚会、饮宴、战争、庖厨、乐舞、百戏、杂技、侍仆以及禽、兽、鱼、虫和各种建筑物等；有神话传说及祥瑞物，如四象神、各种奇禽异兽等；还有描绘日月星辰、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和装饰图案等。出土于徐家村汉墓中的画像石，共4石，一石刻字，为延熹元年（158年）刻，另三石均为浅浮雕，刻翼龙、人物。刻在墓门立柱上的拥篲人，身穿长孺，腰系布巾，双手拥篲，低头恭候宾客的姿态，体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朴实形象。

旧县村出土的《庭院图》画像石，刻石为浅浮雕。图中二进院落，大门、双阙为第一进。第二进院落为一人露半身进入此门。院里楼阁相连，富丽堂皇，是房主人居住之所。三棵树冠高出墙面，四人正沿梯而上，有二人端坐抚琴，院中庭堂、台基、栏杆、柱子清晰可见，院外一人正迎跪一来者。

安汉里画像石，此一组画像是一座双室石椁墓。椁室中央隔板上的题字，刻篆书题记“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10字，“山”字双勾， 标明籍墓主身份，共八石，分别是墓的四壁，墓室隔板和二室盖板。四壁分别刻象征四方之神的四象，东刻青龙、四爪伸出，右下方有一仙人手抓龙尾，画面刻有穿璧纹并有蟾蜍、熊、鸟、兔等点缀，西刻白虎，虎形刻条状斑纹，前后穿璧纹间刻有熊、鸟、犬、兔等禽兽，南刻朱雀，两朱雀展翅相对而立，外侧有图案，刻二人相对，左者一手执刀，一手执树枝状物，右者一手执刀，一手前伸，北刻玄武，一石二图，昂首相对，右边玄武上立一人，手持三枝果，向外一侧刻二人，左者右向侍立，右者向左跪，双手拱于胸前，在《弈棋图》中二人对弈，其中一人扬手高呼，在为自己的一着高棋洋洋自得，而另一人盘坐凝视棋局，全神贯注思考应战对策，画面构图简练，极为传神。1937年曲阜城东韩家铺汉墓出土

的安汉里画像石，是山东地区第一次发现的完整画像石椁墓。

西颜村画像石，已残，现存四整格，中上格一楼双阙，楼门紧闭，楼上三人端坐，楼下四人迎候；中下格车骑出行，六骑一轺车，右上角主人凭几而坐，前有二人执笏立，身后一人执鞭侍立；右下格属下一人射鸟，旁系一马，右停一车。

大峪画像石长270.5厘米，刻车骑出行，计有五轺车，五辎车，一骑前导，一骑后从，二人前迎，奔马雕刻的最为传神，人物极为生动，车马出行图反映了汉代贵族悠闲的生活，极富生活气息。

五、汉画像石刻的艺术特点及雕刻技法

曲阜汉画像石刻构图复杂，细致绵密。在描绘众多的事物时，采用分层分格构图处理，画面内容丰富，结构布局疏密得当，均衡匀称，具有强烈的装饰感。如颜家村汉画像石采用四格，画面匀称而富变化，形式之优美，场面之大，人物景象多的特点，并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有主有次，既突出表现了主题，又包罗了必须登场的人物。旧县汉画像石庭院建筑画像，使用了鸟瞰法，其艺术成就是不可忽视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反应在诸多汉画像石中，特别是狩猎场面，运用绘画艺术特长，捕捉事物情节发展的高潮，如猎犬猛扑猎物，二犬跃起咬猎物的场面十分逼真；车马出行刻画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马在当时不仅在于代步，更重要的是用于军事，汉画像石中的马刻得非常活泼，矫健异常，在不同的场面中采用了不同的雕刻技法。如在车骑中把马雕刻得异常肥壮，而腿刻得纤细一些，但在奔驰的场面，则将马刻得很匀称、瘦削，腿部粗壮有力。它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社会生产；乐舞把戏中的舞女，刻画得体若游龙，以显其姿态之美，同时也是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的真实写照；“伏羲女娲 ”取材于远古中的神话传说，青龙、白虎，朱雀、

玄武四象神的祥瑞辟邪，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曲阜汉画像石刻的雕刻技法不拘一格，各种雕刻技法如繁花并茂，归纳起来有线雕、凹面雕、凸面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早期多采用线刻和凹面线刻，晚期多凸面线刻和浅浮雕。有时又多种雕法并用，分期界限并不严格。其中，又以浅浮雕为主，浮雕和线雕结合应用，尤其在浮雕作品中人物的面部、手部及其他物象的细节部分，仍用阴线刻画。有的还用阴线刻小物象填白，如树枝间的小鸟，群兽间的小兽等。这种雕塑技法既不破坏浮雕的风格，又能显示出物象的层次和细部，形象、效果更佳。如曲阜旧县村画像石物象轮廓线外减地相当深，在几个局部交汇处形成数个层次。曲阜城东韩家村出土的安汉里画像石采用阴线刻，在平面石上用细条阴刻线的线刻划，用点纹和鳞纹来表现。又如曲阜于家村画像石则是凹面雕，先在平面上阴阳竖线条，再刻下凹的物象部分。“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府门之卒”的圆雕技法在汉代画像石中是很少见的，它们的形象和比例都相当准确，重心升高。

虽然，曲阜汉画像石刻延续的时间比较短暂，却具有较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它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汉代以后的雕塑和绘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艺术瑰宝，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图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