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圣迹图》看明代版画艺术的兴盛

《孔子圣迹图》产生于明代，是一部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至今在曲阜孔子博物院内保存着石刻版、木刻版、绢本等多种版本。这些作品图文并茂、情节连贯，比较完整的记录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我国的美术发展史上，明代并不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期。在经历了大气磅礴的唐朝和细腻婉约的宋代以后，由蒙古族统治的元代虽然实现了中国地域的空前广袤，但在文化和艺术上却比唐、宋逊色了许多，尤其是院体绘画方面，较之宋代简直乏善可陈。这种局面却造成了崇尚写意的文人画空前繁荣，可以说是文人画的繁盛时期，这不能不说是元代对中国美术的巨大贡献。明代的美术并没有多少闪光点，无论院体画还是文人画都没有超越前朝。也许是当时文网极严、思想约束比较多等缘故，约束了画家想象和创作的自由。宫廷绘画作品虽富丽堂皇，但缺少生活情趣，也许是画家为了迎合皇帝喜好的缘故。但在另一个方面，民间美术的兴起，却为这沉寂的画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版画，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美术上的最辉煌的时期。佛经、文学等各类作品层出不穷，仅《孔子圣迹图》系列就有木刻、石版等近十余种版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明代是产生《孔子圣迹图》版画系列作品最多的时期，在此之前和以后都没有大规模的出现类似的作品，明代的版画艺术何以兴盛？为何会如此青睐《孔子圣迹图》这一作品？其中有诸多的原因。

一、宣扬儒家思想需要载体的历史原因

孔子生前以“复礼”为事，希望行王道于天下，以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但孔子一生仕途颇为坎坷，政治上并不得意，栖惶于各国之间，以“仁政德治、克己复礼”的主张游说诸侯，以翼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当时礼崩乐坏，诸侯相互侵伐，孔子周游列国，四处游说，终因“大道不容”不为当世所用而老死家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间政治混乱思想分歧的时期，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道家、墨家、法家及其他学派，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虽然有时际遇稍微，但终必衰而复振，而且声势益隆”，在南宋时，朱熹等人的程朱理学在思想界被统治阶层确立为主流思想。但在金、元时期，由于统治阶层重视不足，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很大影响。至明代，儒学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此时的儒学已和孔子本来思想相去甚远，但却更符合封建统治阶层的统治要求。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和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等思潮影响广泛，动摇了朱熹理学的正统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

为宣扬和巩固各自流派的思想理念，广泛印刷各类书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途径。在大量印制《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的同时，孔子事迹也被汇编成《圣迹之图》大量刊印。司马迁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里的“孔子世家”详尽地记载了孔子一生的重要事迹。司马迁所处时代与孔子距离并不太久远，其《史记》中记载的孔子生平，也是比较可信的。汉代的谶纬神学兴起，孔子被“神话”，是受命“为汉制法”的“素王”，并演化出许多关于孔子的神话。诸如“钧天降圣”、“麒麟玉书”、“二龙五老”、“跪受赤虹”等，这也为后代创作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人们从汉代开始塑造能够诉诸视觉的孔子形象，有关孔子的文学和美术作品不断出现并被广泛传播和应用。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建学宫时曾绘孔子与众弟子像于壁上；东汉灵帝时京城设置鸿都门学，也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可惜这些画像均已不存；我们今天能见到最早的孔子形象在山东嘉祥武梁祠，迄今还保存有反映孔子见老子等有关的画像石刻；曲阜孔庙中有孔子塑像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北朝郦道元《水经注·泗水》中的“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国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东魏兴和元年（539年）孔庙中又塑孔子像，列十弟子从侍；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于益州学馆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梁元帝萧绎也曾画孔子像，并在画上亲书自撰的孔子赞诗；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南唐画家董源、卫贤、王齐翰，北宋的画家石恪、高克明、李公麟、马远、梁楷也画过与孔子相关的作品。曲阜孔庙在北宋时还增加了临摹相传的晋代顾恺之绘随行像、唐吴道子绘小影以及行教像、司寇像石刻；元代的画家赵孟 、明代画家吴伟、吴彬、清代画家黄慎等人也都有以孔子为主题的书画作品问世，至今曲阜孔子博物院内还完好保存着十余幅元、明、清三代这几位名家的孔子和弟子的肖像画。

明代正统九年（1444年），监察御史张楷依据汉代司马迁和宋代朱熹所纂《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史事，旁采《论语》、《孟子》等记载，辑成连环画孔子《圣迹图》42幅，并撰写了说明和赞诗，此本今有印本传世。明弘治十九年（1497年）何廷瑞等在原来连环画孔子《圣迹图》的基础上新增圣迹九事后重新刊行，孔府至今还保存着与此相似的《圣迹之图》彩绘本。后来为了便于保存这些圣迹图，制作了一百二十幅的石刻版，并在孔庙内建造圣迹殿陈列保存。同时为方便印刷又仿制镌雕了木刻版的《圣迹之图》，保存至今的木刻版《圣迹之图》有一百零四幅。这些作品画面线条挺拔流畅，隽秀有力，图文并茂，印刷方便，对传播孔子事迹和孔子思想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广泛印制促进了版画艺术的繁荣

明代的文学成就以小说最为突出，这与明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明王朝是安史之乱以来，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唯一汉民族的封建制得到正常发展的朝代。换句话说，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汉民族的封建制度的发展，唯一没有受少数民族落后习俗和制度干扰的朝代”^②。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全面的和比较明显的，由于此时欧洲尚处于中世纪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技术起点并不高，所以在十六世纪以前，明代在文化、科技等方面还是优于西方的。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文化的繁盛，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有三本在明代成书并广为刊印流传，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另有名著《金瓶梅》一书亦成于明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和市民经济的繁荣，集实用性和欣赏性于一身的版画品种更是蓬勃发展。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一书中，对这一文化现象指出：“木刻画也在这时期遂也成为‘士子们’所喜爱的一件美术品了。没有好的插图的书籍在这时期好像是不大好推销出去似的。爱‘美’的心，成了这个时代的大众风气。从四书五经到幼童读物、古文选本，几乎都要附插些木刻图上去”^③。明代主要有浙派和徽派两大版画制作阵营，同时越来越多的文人画家也加入到创作队伍中来，其中以陈洪绶最为突出。陈洪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人物画，以《九歌图》、《水浒叶子》、《西厢记》、《博古叶子》最为著名。这些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不仅普及了这些古典文学作品，而且重振了行将没落的人物画的声威。

三、中外文化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版画艺术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一些西洋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所带来的不仅是基督教文化，同时也有西方的绘画作品和各种书籍。中国的文化艺术显然也在此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等一些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在利玛窦的影响之下成为基督教的信徒。利玛窦虽然盛赞中国的绘画水平之高，但认为在雕刻、雕塑等方面西方的水平更高一些。“利玛窦随身携带的油画和铜版画显然被中国画家临摹复制，因为他写到‘据我的判断，中国人机敏过人，只要他们认识到外国产品的优点，他们便会不顾自己已经具备的条件而吸取他人之所长。’”^④当时中国的一些画家虽借鉴了西方明暗立体素描的写实技法，但没有忽视中国画笔墨意蕴所固有的特色，尤其是版画，仍然坚持了以线为主的艺术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在明代的版画艺术兴盛是有很多原因的，出现如此众多的孔子《圣迹之图》系列作品也不是偶然。它既是统治阶级借助“孔子”思想来稳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的文化产品，又是明代的版画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杰作。《孔子圣迹图》中体现的许多儒家思想能为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所接受，所以社会影响极大，对孔子圣迹和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