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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曲阜馆藏汉碑

作者: 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5-02 文章来源: 点击数: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5-02

碑刻是古人遗留给后代最真实最坚固的古籍珍宝。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的曲阜,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我国传说中的东夷族活动中心。据古籍记载,炎帝、少昊都曲阜,黄帝生于寿丘,舜作什器于寿丘。这块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经夏、商、周三代酝酿,至春秋更产生了影响中国数千年发展的儒家文化,诞生了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这位文化巨人创立的以“仁德”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以儒家思想发源地而名世的曲阜,曾是帝王贵戚、达官显宦、文人墨客驻足凭吊,浏览怀古的集聚地,因而留下了一批文物瑰宝—曲阜汉代碑刻。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现有汉代碑刻24石,西汉7石,东汉17石,为全国之冠,反映了当时汉字书法的最高水平。其中,北陛石、五凤刻石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虽然风格各异,却都是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被历代视作学写隶书的典范。俗话说,“汉碑三字为宝”,就历史考古和艺术研究而言,年代愈久远愈有价值。自北宋以来,学者著录阐释曲阜汉碑的文献不下数十种。如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及民国的金石书中,无不记载这些名碑。清代王澍评述:“乙瑛雄古,礼器变化,史晨谨严”。这些屈指可数的历经两千多年保留至今的两汉碑刻,尤显得弥足珍贵。历代书法家通过研习,丰富和提高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内容和水平,它像一颗明珠在曲阜这块具有丰厚人文积淀的沃土上熠熠闪光。本文就曲阜汉代碑刻的内容、形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试作浅析论述。

一、汉碑的内容

曲阜馆藏的汉代碑刻有遗址刻石北陛石、五凤刻石、竹叶碑、新富里渎石、舞雩台刻石;汉画像题记有安汉里画像石刻字、两城山小食堂画像题记、徐家村藏堂画像题记;墓碑有孔谦墓碑、孔君墓碑、孔宙墓碑、孔彪墓碑、孔褒墓碑、熹平残碑、陶洛残碑;孔庙记事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鲁相谒孔庙残碑;摩崖墓葬刻石有九龙山王陵塞石;石人刻字有麃君亭长刻字、府门之卒刻字;坟坛刻石有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祝其坟坛卿刻石。

北陛石:鲁恭王六年(前149年)刻,文刻“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汉景帝封其子刘余为鲁王,死后谥“恭”。刘余好治宫室,筑建了著名的灵光殿,此石即鲁灵光殿阶石。1942年出土于曲阜城东周公庙的东侧高地。

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刻石。西汉五凤二年(前52年)刻,文刻“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左侧刻高德裔题记。刻石字体醇古,章法自然,隶中带篆,在西汉诸石中,名声最高。金明昌二年(1191年)出土于城内太子钓鱼池,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入孔庙。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该二石原在孔林孔子和子思墓前,西汉居摄二年(7年)刻,文刻“上谷府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祝其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两石均用阴线界隔刻,为当地最早发现的西汉石刻文字。清雍正十年(1732年)两石同时移入孔庙,1978年由同文门下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王陵塞石:该石是墓道口的封门石,文刻“王陵塞石广四尺”、“二尺”字样,隶书带有篆书笔意。考古界定为西汉鲁王墓,文字当为石匠所刻,1970年出土于曲阜城南九龙山西汉鲁王摩崖汉墓中。

安汉里画像石刻字:西汉刻石,是一夫妻合葬墓,共八石,刻四象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上石刻“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 1937年出土于城东韩家铺,当时移入孔庙,2000年由西庑移入神庖展出。

新富里渎石: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刻石,文刻“建武二十二年十月作渎新富里”,隶书。应为工人所刻,笔势刚健,“建武”二字末笔斜长,雄劲有力。当为鲁汉城内新富里一小溪的盖石。1992年发现于小北关村村北,1998年移展汉魏碑刻陈列馆。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或《孔和碑》。东汉元嘉三年(153年)刻,无额。后有宋人张稚圭题字二行。碑刻内容为鲁相乙瑛为孔庙代请设立一名掌握孔庙礼器的低级官吏“百石卒史”的公文。因孔子嫡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所以鲁相乙瑛上书朝廷“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并请“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饯,给犬酒直”。碑隶书,以精湛的书法备受历代推崇,是汉隶成熟的标志碑之一。1998年由孔庙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孔谦墓碑:该墓碑刻于东汉永兴二年(154年)。墓主孔谦(121~154年),字德让,孔子二十代孙,曾官郡曹吏,孔宙之子,孔融之兄。碑圆首,有穿,穿上有晕,额无字。隶书,漫漶严重。但字体方整,风格庄重雍容。清乾隆时由孔林移入孔庙。

孔君墓碑:该石立于东汉永寿元年(155年),见载于《金石录》。碑圆首,额刻“孔君之碑”,文字刻于碑上部,右下部刻翁方纲题记,黄易题名。孔君,字少垂,孔子十九代孙,官至五官掾守长史兼行相事。字隶书,字体方整,风格古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重新发现于孔林孔子墓红墙外,当即移入孔庙。1998年由孔庙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礼器碑:该石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又称《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汉韩明府孔子庙碑》。碑刻内容为赞颂鲁相韩敕造立孔庙礼器、修复孔子车舆、免除孔子母族颜氏和妻族亓官氏差徭等功绩。碑圆首,有额。碑阴、碑侧刻捐款人姓名及钱款。碑是现存最好的汉碑之一,为汉碑第一杰作。1998年由孔庙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徐家村藏堂画像题记:该石刻于东汉延熹元年(158年),文“延熹元年十月三日始作此藏堂”,“十一月七日葬妇此藏中”。隶书,题记文中“藏堂“,指死者墓室。1968年出土于城东防山乡徐家村,当即移入孔庙。

孔宙碑:该墓碑立于延熹七年(164年),又称《泰山都尉孔宙碑》。碑圆首,有穿,穿上有晕,有额,题篆书“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碑文记载孔宙生平事迹。孔宙(103年~163年),字季将,孔子十九世孙,泰山都尉,平定叛乱,死于任上。碑阴有额,刻弟子、门生、题名。碑隶书,是汉隶的代表碑之一,以其秀美多姿的书艺特点著称古今。清初由孔林孔宙墓前移入孔庙。

史晨碑:该石立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碑两面刻,前碑名“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史晨前碑”;后碑名“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史晨后碑”。碑文记载了前鲁相史晨请求孔庙“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的奏文,因此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碑阴记史晨祭庙的盛况及修治孔子遗迹的功绩。碑圆首,有额,无字。史晨碑保存完好,1998年由孔庙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孔彪墓碑:又称《博陵太守孔彪碑》,建宁四年(171年)立。碑圆首,有穿有晕,额位于穿上,篆书“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碑文记述孔彪生平事迹,碑阴刻故吏籍贯姓名。孔彪(123~171年),字元上,孔子十九世孙,曾任博陵太守,再迁为河东太守。清康熙年间由孔林孔彪墓前移入孔庙。碑隶书,康有为认为是隶中楷书,是汉代名碑之一。

熹平残石:碑刻“熹平二年”字样,故称“熹平残石”。残碑左侧刻阮元发现题记一则,翁方纲、袁庭等观看题记二则,孔昭薰嵌同文门壁题记一则,墓主不详。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黄易访于东关外,随即移入孔庙,此碑虽残,但文字保存完好,属于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

孔褒墓碑:又名“豫州从事孔褒碑”。碑圆首,有晕,有穿,有额,隶书。刻石为汉代,年代不详,碑文漫漶不清。孔褒(?~169年),字文礼,孔子二十世孙,孔宙长子,孔融之兄,博学多识。清雍正三年(1725年),出土于曲阜城东周公庙东,随即移入孔庙。

鲁相谒孔庙残碑:又称《吉日令辰碑》,年代不详,宋时定为汉碑,虽文字漫漶,可以看出结体丰肥,宽博厚重。碑阴有刻字,残存两列,为籍贯、姓名及钱数。碑侧有唐贞元七年(791年)殿中侍御史杜兼等人题记。

竹叶碑:汉代刻石,年代不详,因石为竹叶纹故名。碑阳刻“少昊之胄”字样,又称《少昊之胄碑》。存字多为碑阴。清乾隆年间出土。

陶洛残碑:汉代刻石,年代不详。1957年发现于曲阜陶洛村南,碎石90余块,其中有字者24块,文意难贯,碑阳为墓主生平事迹,碑阴为门生故吏题名。风格与《史晨碑》相似,是隶书成熟期的作品。

舞雩台刻石:石刻二字,一立一横,应为“麃”字。因出土于曲阜舞雩台,故名,随即移入孔庙。西汉,具体年代不详。

麃君亭长刻字:又名“鲁王墓前石人题字”,为东汉后期刻。文曰:“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篆书,字虽然剥蚀较为严重,可看出为小篆,笔画匀称饱满,风格秀美。

府门之卒刻字:为东汉后期刻,文曰“府门之卒”篆书,除“卒”模糊外,其他三字清晰可辨,字为小篆,饱满匀称。

二、汉碑的形制

西汉与东汉的碑刻在风格与内容上都略有不同。前者多为篆书和带有篆意的隶书,刻石均较小,刻石质朴、浑厚。东汉时期,刻碑之风大兴,碑刻庄重、严整,千姿百态,风格各异,书法艺术进入高度自觉化和高度个性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碑的形制已各具其规模,即碑的形制已基本定型,故碑一般可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碑座称“趺”,为长方形,有龟趺、方趺等。碑身则为长方形竖石,正面谓“阳”,刊刻碑文;反面谓“阴”,刻题名;左右两面谓“侧”,也用以刻写题名。碑首称“额”,用以刊刻标题,有半圆形、圭形和方形三种类型,四周多刻有螭龙、蟠螭雕饰。此外,首多有穿,穿之外大多有晕。汉末魏晋以后,穿晕逐渐消失。

曲阜现存汉碑大抵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制:

碑额:碑为竖石,上端即碑首,称为额。多刻碑的标题,即碑头的题字,书体篆文居多。如《孔君墓碑》,额题“孔君之墓”,篆书,阴刻;《孔宙碑》,额题“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篆书,阴刻;《孔彪碑》,额题“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书,阴刻;《孔煲碑》,额题“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篆书,阴刻;《孔羡碑》,额题“鲁孔子庙之碑”,篆书,阴刻。

碑穿:汉碑碑首有穿,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以前下棺,系牲旧碑,加刻碑文,穿孔仍存;另一种为新造碑,沿袭古制,仍凿穿孔,但此时穿孔已无实际用处。至于穿的位置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或偏左或偏右。一般而言,即在碑额标题之下,于书写碑文无碍为本。如:《孔谦碑》、《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等。汉碑也有无穿孔的,如《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等。可见,碑穿至汉末已基本消失。

碑阳:即碑的正面,刻有正文。一般而言,碑文刻在碑阳,倘碑文较长的话,或刊刻在碑侧,甚至刻在碑阴内,如《史晨碑》,碑阳为《史晨前碑》,碑文17行,每行36字,为史晨请祀孔子的奏本;碑阴为《史晨后碑》,碑文14行,每行36字,记述祭孔盛况及修治遗迹等。《金石志》称为“史晨前碑”,“史晨后碑”,实为一碑。

碑阴:碑的反面称碑阴,古人往往于碑阴刻文字,一般刻有碑的题名,或建碑募捐者的姓名。如《孔宙碑》,碑阴刻有门生,故吏等姓名和籍贯。又如《史晨碑》、《孔彪碑》,刻立碑者的官职、籍贯和姓名。也有因碑文在碑阳容纳不下而接续刊入碑阴的,也有碑阴不刊刻的。

碑侧:碑的左右两个侧面称碑侧,大多以刻题名,大多碑侧也只字不刊。有的因碑的正文过长,碑阳、碑阴两面容纳不下,也可刻在碑侧,如《礼器碑》。此碑四面刻字,均为隶书阴刻,碑阳16行,每行32字,记述了韩敕修孔庙和制作礼器等活动,其他三面均刻立碑人姓名及资助钱数。

碑座:因刻得像龟形,故名龟趺。它是传说中的动物,像龟,名叫“赑屃“,是龙的儿子,力气大,能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作为碑座,据曲阜汉代的藏碑观察,汉代碑座尚无花纹,石多为横长方形底座。

三、汉碑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曲阜汉碑在我国诸多文化艺术领域中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汉代是我国文字的大变革时期,我国的文字发展到战国时期已呈现分裂现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以小篆推行全国。与此同时产生了在小篆基础上化曲笔为直笔,更加简易快捷的新兴隶书,这是古今文字的大转折。秦末,隶书的发展日渐成熟,于东汉之际定型,成为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汉字的成熟离不开汉隶的形成,正是因为有了汉代时“隶变”、“八分”,才使得汉字由初时篆体的圆转笔势发展成为折笔方块字的隶书,为由圆入方、由繁入简的楷书的出现和流行奠定了基础。

我国古代书法艺术从魏晋至当代,无数书家皆习临曲阜汉碑,受到了文人学者的极大重视。金石学家欧阳修、赵明诚曾亲临曲阜探访研究,并收入至自己的著作,清代翁方纲称孔庙《礼器碑》为汉碑第一,可用瘦、挺、硬、美四字概括此碑的特点。就书法艺术而看,曲阜汉碑可分为两个阶段。汉代初期书法仍沿秦代书法的传统,西汉石刻中祝其卿坟坛刻石均为小篆,《鲁北陛石》题中的“月”字,虽属隶书,可仍有带有篆字。《五凤刻石》中的“年”字伸展,与西汉竹木简相近,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以上这些刻石的字体,基本是方形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接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致汉隶的重大发展,也是研究我国汉字书体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书法艺术成就之高,堪称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东汉前期由于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其笔画是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并存。汉碑发展到东汉中后期,其点画波磔显明,已完全脱离篆意,变为存储纯粹的隶书了。按其笔画可分为方、圆笔道;按其风格神韵,可分为下列流派:

瘦硬型:瘦而不枯,硬而不板,端庄典雅,洒脱天真,如《礼器碑》。

流美型:波磔柔软,蚕头燕尾,飘逸秀丽,舒展流美,婀娜多姿,疏密有致,为八分书典型,如《乙瑛碑》、《孔宙碑》、《史晨碑》。

汉代碑刻是历史留给曲阜人民的珍贵遗产。因汉碑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又是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事件,谬误很少,且不易损坏或为后人篡改,故汉碑是对汉代历史典籍的补充,是纠正和订正典籍记载历史事件及人名之误的有力佐证。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包括曲阜汉碑在内的这些实物佐证,今人便无法真切地感受和把握中国汉字发展的全貌。汉代碑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孔庙建筑史难得的实物资料,在中国碑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