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西夏侯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所起的作用

曲阜有个叫西夏侯的村庄，位于曲阜城东南约9公里处，属息陬乡所辖。这个村庄，是一个普通的以农耕为主的村庄。村子背依蓼河，西向云山，村西北里许是管勾山。山不高而有名，说是孔庙、孔林内雕刻的云龙柱、石碑等大石料多出此山，故明朝皇帝钦封此山为“管勾山”。
西夏侯村，地处平原沃野，为蒙金型好黄土，宜于耕作。西夏侯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
然而，有一天，这里突然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在中国的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夏侯村也随之成了考古界、史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地区，此后它的名字频频被学术界所提及。
西夏侯村所发现的究竟是一处什么类型的遗址，又何以会引起考古界的轰动？原来，西夏侯遗址是一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叠压的遗址。它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西夏侯遗址的发现，是一把打开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承继关系的金钥匙。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夏侯遗址，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现和命名的历程。
大汶口文化因首先发掘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该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是新中国史前考古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距今6100年至4600年左右，历时约1500年左右。目前，山东境内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大约550余处。
大汶口遗址，位于泰安市泰山区和宁阳县的交界处，北距泰山约30公里，东距徂徕山约25公里。遗址被由东向西横穿的大汶河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边缘为大汶河的支流柴汶河，两河交汇于遗址以西百余米处。遗址呈西北、东南走向，平面椭圆形，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和南部边缘因河流历年冲刷破坏严重，南部部分被堡头村占压，现存面积82.5万平方米。
遗址于1959年、1974年和1978年，先后由山东文物管理处、济南博物馆及山东省博物馆三次大规模发掘，共揭露面积7000多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179座，房址16座、灰坑58个、窑址1座以及一些柱洞、柱坑等遗址，出土陶、石、骨、角、牙器等各类遗物近3000件。
遗物大多为陶器，次为石、骨、角、牙器。陶器主要有釜形、盆形、罐形鼎，三足碗，钵，双耳壶，盆，缸，觯形杯、觚形杯，器盖，支脚等。居址与墓葬陶器差别较大，居址中的双耳釜鼎、罐形鼎不见于墓葬中，墓葬中常见的觚形杯、高柄杯、背壶在居址中少见或不见。石器主要是生产工具，其中斧占大宗，还有锛、刀、镞、锤、砺石、纺轮、弹丸等。骨、角、牙器主要有锥、凿、镞、雕刻器等。
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其年代约距今6100至5500年之间。本期的文化突出特点是石器中开始出现穿孔石铲等较精致的磨制石器。陶器有泥质的和羼和料的（砂、蚌末、云母）两种，都以红褐色为主。灰陶占一定比例，黑陶不多。彩陶盛行。陶器均为手制。陶器的纹饰有划纹、堆纹、锥剌纹、戳印纹等。代表性器物有釜形鼎、钵形鼎、觚形杯、饰圆孔的圈足豆。
中期：其年代约当距今5500至5000年前后。这一期的文化特点是开始出现轮制技术，但仅用于制造小件陶器。大件陶器仍手制为主，在鼎、罐类的口沿用至今进行慢轮修正加工。彩陶仍盛行。典型陶器，有折腹鼎、实足鬶、背壶、大编织纹镂孔的高柄豆、灰白色的尊形器、单耳杯，并已开始出现无腹大袋足鬶。
晚期：其年代约在距今5000至4600年前后。这一期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石器中出现了较多礼器化的石钺。陶器以灰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并开始出现一种白色或黄色的细砂硬质陶。彩陶已很少见。陶器纹饰出现了篮纹。典型器物有篮纹鼎、细颈有腹小袋足鬶、无腹大袋足鬶、台座折腹豆、宽肩壶、黑陶高柄杯、瓶、长流盉、通体瘦高的背壶、垂腹尊形器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开始出现了刻在大口尊上的图象文字，共约十数个个体。这是目前山东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字。
在粗略了解了大汶口文化的情况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龙山文化的一些情况。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源于1930年和1931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对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工作早期开创阶段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龙山文化的最显著特点，是薄胎的黑色陶器，所以又有“黑陶文化”的称号。龙山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4600至4000年左右，长达600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龙山文化因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目前，在山东省范围内已经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00余处，经过发掘的也有60余处。
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龙山镇龙山四村东、武原河西岸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距济南市35公里。遗址周围一带为泰山北侧的山前平原，西北距小清河、黄河分别为15和23公里。遗址范围南北长500余米，东西宽400余米，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
1928年春，吴金鼎先生调查时发现城子崖遗址。1930年秋，中央研究院和山东省政府合组的山东古迹研究会，两次发掘这一遗址，揭露面积近1000平方米。发掘成果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成《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存》一书。1990年春至1993年，为了加强城子崖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并以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垣为重点进行了发掘，从而使许多疑问得以澄清。
早期的发掘，将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东周时期遗存；下层是新发现的文化，即以黑陶为重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以遗址所在地命名为“龙山文化”。遗迹主要有城垣、房址、水井、灰坑和墓葬等。
遗址上发现了多口水井，井口呈圆角长方形，长边1.5米，深达7米，形状规整。由凿井技术的进步程度和水井分布的密集程度可以推测，龙山文化时期水井已经普遍存在。
遗物有陶、石、骨、角、蚌诸类。陶器以灰、黑陶为主，器表多素面，陶器制作精美，形体较大。石、骨器均为磨制，器形有斧、锛、凿、铲、镰、刀、钺、镞、锥、针和鱼鳔等。蚌器以穿孔蚌刀和齿刃蚌镰较多。此外，还发现有用牛、鹿等肩胛骨修治而成的卜骨。
龙山文化，大体上可分为早期和中晚期两个阶段。一般说来，前200年为早期，后400年为中晚期。
龙山文化早期的年代，约在距今4600至4400年之间。其特点是，陶器以砂质、泥质灰黑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细泥磨光黑陶。制陶广泛地应用轮制技术。器表以素面为主，有的饰弦纹、划纹和镂孔。典型器物，有粗颈小袋足鬶、腹作罐形扁带凿足的鼎、深腹平底罐、浅盘豆、蛋壳高柄杯和通体瘦长的小壶。
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年代，约在距今4400至4000年前后。这一时期，龙山文化社会生产力得到大的发展。陶器以表里透黑的砂质陶和漆黑光亮的细泥陶占绝大多数。陶器制作，普遍采用轮制，其制作技术达到了鼎盛时期。器物造型极规整、优美。器胎极薄而均匀，陶色纯正，表面透黑，火候高。典型器物有曲腹盆形鼎、长流粗颈的大袋足鬶、小袋足鬶、盉、饰有竹节纹的镂孔粗柄豆或细柄豆、大平底盆、三足盘、盘口式蛋壳高柄杯、饰盲鼻的带盖罍、以及单耳或双耳的罐形杯等。
在分述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后，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联系？是否龙山文化直接承继着大汶口文化？
大家知道，大汶口文化是山东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实际上，此类文化遗存早在1951年江苏淮安青莲岗、1952年山东滕县岗上村、1957年安丘景芝镇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只是限于资料的零散和有限，当时人们的认识也远未达到后来的认识水平，故当时对此类文化的命名也不统一，江苏方面统称之为“青莲岗文化”，山东则统归之于龙山文化之中。直到1959年的大汶口墓群的发掘，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具有代表性的实物资料，人们才逐步觉察到，这类文化遗存虽然同仰韶文化有联系，但差异毕竟比较大。仅以彩陶而言，大汶口文化显然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它同山东龙山文化、江苏青莲岗文化的关系相当密切，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后来，就用大汶口文化作为类似文化的名称。
虽解决了命名问题，但对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一时仍尚不清楚。
1962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曲阜西夏侯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上发掘了30余座墓葬，其文化面貌同大汶口墓葬基本一致。更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了龙山文化灰坑叠压大汶口文化的层位关系；在晚于大汶口文化的地层中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陶片。[1]这一现象，从地层学上证明了龙山文化晚于大汶口文化，这不仅解决了龙山文化的来源问题，还促进了学术界对宁阳堡头类型（即后来的大汶口文化）一类遗存与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的认识。
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使人们惊喜不已!正因为有了它的发现，才首次从层位上解决了大汶口与龙山文化的先后发展的序列和早晚关系。
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使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终于找到了合理的答案。如果说西夏侯遗址，是首先打开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关系的一把金钥匙，这话一点不为过。
西夏侯遗址，在村西约200米处一片略隆起的高地上，其西、北两面地势稍低，呈漫坡状，北距蓼河约500米。遗址东西约300米、南北约4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414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32座、灰坑10座、陶窑1座。
该遗址文化层距地面30厘米左右，分上下两层，在水渠断崖东端暴露有6至7米的烧土层，在附近有大块平整的红烧土块。
居址遗迹有灰坑和陶窑。灰坑呈圆形和椭圆形，多斜壁平底。陶窑遭严重破坏，仅残存火膛、窑门及工作间，窑箅和窑室无存，属竖穴窑。
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四周有二层台，墓向东，墓一般长2.2米至2.8米，宽1米至1.6米，深0.5米至1.3米，均属中小型墓。葬式流行单人仰身直肢，不见合葬墓。未发现葬具。盛行手持獐牙习俗，个别人骨有朱红颜色。骨架大多完整，少数缺少头骨或部分四肢骨。随葬品中陶器最多。少数墓中还随葬猪头或猪下颌骨。儿童墓皆为小浅坑墓，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头向东，仰身直肢，个别侧身屈肢。大多无随葬品，个别仅1件陶罐或蚌片。
西夏侯遗址所出主要文物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石器方面。石斧，断面呈椭圆形五件，扁平穿孔斧二件。石锛二件。石刀一件，长方形，上部中间有穿孔，一端残缺。石环、石坠各一件。
陶器方面。
鼎，手制，分二式。Ⅰ式一件，泥质灰陶，折沿，折腹，平底，凿形足，上腹加红陶衣，磨光。Ⅱ式一件，泥质黑陶，大口，折沿，垂腹，扁凿形足。零散鼎足，样式较多，有足根斜道纹，足根出楞纹，足根二压窝纹，足根三压窝纹；还有鬼脸形足和倒三角形足。
鬶，夹砂红陶，手制，扁腹，剖面呈椭圆形，短颈位于腹上的前部，鋬在后部，下附三实足。另有袋足鬶及鬶的残片。
壶，两件，泥质灰陶，手制。其中一件小口，斜颈，圆肩。另一件为高颈，扁腹。
罐，均手制，分四式。Ⅰ式，夹砂灰陶，大口，垂腹，平底，腹上部磨光。Ⅱ式，夹砂灰陶，大口，深腹近筒状，腹上有一对鸡冠状横耳，平底，稍鼓腹。Ⅲ式，夹砂红陶二件，折沿，鼓腹，近底处腹内收，平底。Ⅳ式，泥质灰陶口沿轮修，敛口，鼓腹，下部残缺。
杯，分为泥质灰陶、黑陶两种。其中一种为直壁，另一种为近底部内束，平底。其中一件口部残缺后又磨平，一侧有环耳，平底，束腰。另一件近底处有红彩一周。
豆，泥质黑陶。一种豆盘为圆唇浅腹。另一种为折腹。豆座多有圆形，镂孔。
碗，夹砂灰陶，敞口，圆唇，浅腹，假圈足，平底。
甑，夹砂红陶，近底的腹壁上有一周圆孔，底面亦有若干圆孔。
钵，泥质黑陶，敛口，圆唇，有流。
簋形器，泥质青灰陶，敞口，口沿处绘红色折弧线彩。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是炎黄子孙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在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断裂并在艰难跋涉中得以生存、延续、丰富和发展着的优秀文化。它融汇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劳动、汗水、心血、智慧，象波澜壮阔的大河，奔腾不息，不舍昼夜。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奋发图强、生生不息的民族；也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
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中，齐鲁文化有其杰出地位。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2]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就形成了泰山文化区，先后创造和发展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举世闻名的“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壳”的黑陶，精巧玲珑，奇妙绝伦，使现代人也为之瞠目。
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早，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工作，开展得也比较充分，因而山东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是比较完善的。山东考古学文化谱系为：距今40万年左右的沂源猿人，距今5万年至2万年左右的新泰乌珠台人，距今1万年左右的沂沐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细石器遗址，距今8400年至7700年左右的后李文化，距今7300年至61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的岳石文化。在整个文化谱系中，每一阶段的连接均较紧密，文化传统的演变上也一脉相承。
我们不要忘记，在建立和完善这一切谱系的过程中，曲阜的西夏侯遗址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0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西夏侯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02期。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