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学的核心及现代价值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8-16　文章来源：　点击数：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8-16

宋冬梅丰杨

（中国孔子研究院；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摘要]“仁”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它源于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一定意义上说，是关于人生意义、人生理想以及人类生活准则的学说。春秋时代，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前世思想，将“仁”的认识系统化，对于怎样做才是“仁”与如何运用“仁”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孔子的“仁”思想突出了“仁者爱人”的核心价值；后世儒家将孔子“仁”思想继承与弘扬，把“仁者爱人”的中心意蕴施之于政治、社会乃至天人关系的应用中，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社会，力行“仁爱”原则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仁者爱人；人文价值；和谐社会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规范，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石。它源于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一定意义上说，是关于人生意义、人生理想和人类生活准则的学说。儒家的“仁”学，其伦理道德意义广泛，但“仁者爱人”是“仁”学的核心价值，这是春秋时代的孔子关于人的伦理道德的发现，标志着人类道德生活的自觉。孔子的“仁”思想为其后的孟子与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被后世儒家继承与弘扬，成为儒家思想中永恒的不熄之火。儒家“仁”学思想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来政治、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仁”学思想具有普世性，当代社会力行“仁爱”原则，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仁”学的产生

儒家“仁”学思想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分化，人们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恪守真诚、淳朴的品德，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世界的描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原始的公有、平等、和谐、互助观念，成为原始社会道德的基本特征。这时期虽然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原始的道德观念对后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夏、商两代，“尚鬼”、“尊神”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道德观念完全从属于宗教意识，这时也没有产生相对独立的道德思想。甲骨文中虽然出现了“德”、“礼”、“孝”等文字，但都没有作为道德规范来使用。

周朝建国之初，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和封邦建国的政治体制，周公“制礼作乐”的措施使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趋于制度化。这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道德因素开始出现，并迅速贯穿于整个社会。周朝的前三代君主，其名号“文”、“武”、“康”都被赋予了道德的涵义，“孝”、“德”、“礼”的道德规范被视为君子所具备的美德。周王朝应用“礼”、“德”对民众进行教育，道德观念已成为全社会各阶层人士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正如《诗经·大雅·卷阿》所云：“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颙颙昂昂，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这里记录的是周朝鼎盛时期的“成康之治”，人们开始崇尚品德高尚、深得人心的天下楷模。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动使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敬天法祖”的观念逐渐淡出，“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天道”不再是凛然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人是鬼神的主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这些言论虽不是对鬼神的彻底否定，但取消了鬼神支配人事的资格，“人”被真正摆到了“主”的地位，人世间的一切将变得以人类的意愿为转移，于是，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就成了一个政权存亡盛衰的关键所在。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纷纷提出了制产保民、取民有制、实行仁政、废除苛政等符合时宜的主张。所以，在当时人们要求凭自身的力量来主宰世界、支配人事的愿望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从理论上要求以人道为中心对社会伦理准则进行系统规约和论述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时，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前世思想，创立了系统的“仁”体系，承接了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二、孔子“仁”学及价值核心

（一）孔子“仁”学的起源

“仁”的观念源于“相人偶”礼仪。这种礼仪最先来自东夷部落，《说文》云：“夷俗仁。”《山海经·海内西经》称东夷的首领羿为“仁羿”；《白虎通·礼乐》云：“夷者蹲也，言无礼义”，屈腿下蹲以示尊重，是东夷人特有的礼俗；故甲骨文中“夷”、“尸”相通，“仁”字的一种写法即从尸从二，历代注家都有读与“夷”同的音训。东夷人与夏后氏同时，因此“仁”观念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夏代以前的原始公社时期，是当时氏族成员一种平等的道德规范和相互尊重的亲爱之情。

华夏文明之邦的“仁”观念，其出现比东夷部落晚。西周初年，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可以看作是“仁”观念的萌芽。历史上还有周公第一次使用“仁”字的明文记载。《尚书·金縢》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周公打算以自己的生命作抵押，向太王、季历、文王祷告，愿意让自己代替武王去死。其祝辞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尚书·金縢》）这里的“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这是现存文献典籍中关于“仁”的最早出处，虽然学者们对于此“仁”字作何解释众说纷纭，但它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是大致相同的。此后，“仁”观念在社会上逐渐普及，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

周公的思想与儒学的兴起有不解之缘。孔子的“仁”思想吸收了周公的“敬德”思想精华。所以，“仁”并不是孔子的天才创造，而是他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在“仁”观念流传久远、影响广泛的基础上第一个将“仁”的内涵系统化、哲理化，并确立为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建构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从而赋予“仁”学高度完备的思想意蕴。

（二）孔子“仁”学与核心价值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论“仁”一百多次，见于《论语》各篇章，都是孔子针对其弟子的不同提问所作的不同论述。比如：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

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

笔者认为，孔子虽没有明确论述“仁”是什么，但在看似零散的论述中已蕴含了“仁”思想的体系框架。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理解“仁”的前提、根本、立足点以及“仁”的普遍意义，并总结出 “仁”的丰富性和灵活性。这些即是孔子“仁”学的精要所在。

孔子论“仁”，同时也讲“仁”的实践。在讲“仁”的实践时，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是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他人，承认他人。孔子自称“予一以贯之”，并语重心长地告诫曾参：“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纵观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一以贯之”的“道”，就是“仁”道。孔子所有的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思想而展开的，曾参一言以蔽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同上）孔子认为，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所谓“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既承认自己是人，也要承认别人是人；既肯定自己有成就事业的理想，也要充分尊重别人立达的愿望；凡是自己不希望的事情，不要强加在别人头上。孔子在“樊迟问仁”时，更精辟地以“爱人”解答，将这一道德准则阐发至最高境界。据《左传》的记载，孔子关于“仁”的阐述，有些是援引春秋时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如“克己复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惟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爱人”诸说，才是孔子的创见。从逻辑关系来看，“爱人”是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简明扼要的概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转述。这些表述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前提——真诚而博大的“仁爱”精神。

孔子的“仁爱”精神是超越宗法关系和社会等级的平等博爱，是其思想的价值核心。他提倡的“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是对全体社会成员作出的道德承诺，超越了狭隘的爱亲范围。“泛爱众”，清晰地说明了孔子所讲的“仁”，是泛爱所有的民众，包括社会地位低下的庶人、黎氓和奴隶。《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圈失火，马匹和养马者都可能受到伤害。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不问牲畜，却首先对养马的奴隶“圉”表示了莫大的关切，仁爱之心溢于言表，为后世树立了“仁者爱人”的光辉典范。

三、古代儒家对“仁”学的弘扬与阐释

孔子“仁爱”思想一直被古代后世儒家所弘扬。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仁义礼智“四性说”。他释“仁”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认为“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认为一个人的同情心就是“仁”爱精神的发端。孟子强调的是“仁”的内心基础，有了这种内在的思想基础，人就可以做到孝亲爱人了：“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并主张将“事亲”的仁扩大到整个社会，推己及人，“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慈爱心怀，“仁”就成了人类最高的道德准则。另外，孟子也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主张，将仁爱推及到人类之外的物，这是对孔子仁学的进一步发展。

荀子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诸子学说，继承了孔孟“仁”思想的基本精神，以“仁者爱人”（《荀子·议兵》）、“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为王道之本，主张“王者先仁而后礼”（《荀子·大略》），强调“仁”对修身立命、治国理民的重要性。较之孔、孟来说，荀子的特殊之处是更注重礼义、法度对调剂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制度的作用，以“隆礼重法”为王道要务，开出了一条“仁本礼用”的修身、治国之道。

汉代大儒董仲舒详尽地论述“仁”的含义，《春秋繁露》（卷八）载：“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张岱年先生曾谈及董仲舒这段话的含义，他说：“要而言之，仁的内涵是爱人而无害人之心。”意思是说，“仁”作为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要求既爱他人又爱自己，而不做害人害己的事。董仲舒还用“仁义”释《春秋》：“《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卷八《仁义法》）仅仅自爱不能算做仁，只有将爱心奉献给别人才叫“仁”，所谓“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实为精湛独到的哲理，后人称赞董仲舒释“仁”为“发仁之义最详博”。

唐代，韩愈提出仁义礼智信“五性说”。他在《原道》中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言之谓道”，意思是说，“仁”的实质是博爱，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是义。韩愈还以“仁义”道德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历代圣人相传的道统，而且在《与孟尚书书》中以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自诩：“使其道由愈粗传，虽灭死万无恨”。在博爱精神鼓舞下，韩愈积极倡导排佛和古文革新运动，在潮州刺史任上恤民疾苦，力行惠政，以儒家的孔孟之道排斥佛老之道，为宋明理学开启了先河。

宋代，张载提出“以仁体物”的思想，其“大心说”包含了仁德更广泛的意义，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页.），“仁之至也，爱道之极也”（同上.第36页）。本着爱道精神，张载疾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同上.第62页），将仁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宇宙关怀的仁者情怀。本着仁爱之道，张载试图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的“仁爱”思想。

北宋理学的代表二程对“仁”论述较多。程颢将“仁、义、礼、智、信”发展为“五常全体四支”说，首次明确提出：“仁是全体之德”之说，他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己，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程颐有“仁包四德”之说。《朱子语类》卷九五载：“伊川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这里讲的偏言之仁，是仁义礼智四德并列中的仁，是条目之德；专言之仁则是包涵四德之仁，是全体之德。另外，程颐以“公”释仁：“仁者，公也。……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尝谓孔子之语仁以教人者，唯此为尽，要之不出于公也。”（[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05页）。“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同上.第153页）仁与爱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性与情的差别。程颐以“公”释“仁”，“物我兼照”，既涉及到客观外界，又不忽略人自身。

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同程颐的“仁包四德”之说。《朱子语类》卷二十载：“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后，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未发而言仁，可以包义礼智；既发而言恻隐，可以包恭敬、辞逊、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恻隐方是从仁里面发出来底端。”他又发挥程氏思想，提出了关于“仁”的新见解：“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宋]朱熹：论语集注·学而）他曾撰《仁说》一文解释“爱之理心之德”，在他的其它著述中，如《周易本义》、《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又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仁义伦理道德论证为绝对的理性原则，为儒家之仁建立了理学的本体依据，即人的道德本心与心之道德本体。

儒家仁学发展到宋代，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程、朱熹等新儒家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根据，确立了‘仁’的道德本体地位；将孔孟的道德之目之‘仁’提升为道德之纲，确立了‘仁’的道德宗元地位；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拓宽了‘仁’的超越路向；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生生之德，张扬了‘仁’的生命意蕴。”（李霞.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孔子研究.2001.06.第75页）经过宋代儒家的抽象与提升，开辟儒家“仁”学发展的新阶段，儒家之“仁”发生了质的飞跃。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后世儒家对“仁”的阐释，都是对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拓展，从论题内容到论证形式都没有突破“仁者爱人”的核心。这与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紧密相关。“仁者爱人”的阐释与应用贯穿于整个“仁”学发展史，不管后世学界对于“仁”如何阐释，“爱人”一直是“仁”学说的核心意义。尽管宋代儒家以生生言“仁”，把“仁”纳入到整个理学形而上的范畴，并使“仁”由伦理道德范畴上升为哲学本体范畴，把它变为“天人合一”论的根本范畴，但正如理学关注的重点在于人事一样，“仁”终归落实到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上。所以，儒家“仁”学在其伦理意义没有削减的前提下，又得到了思辩意义上的加强。

四、儒家“仁”学的现代人文价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国文化铸一国魂。儒家“仁”学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意蕴弥久不衰，亘古承传，滋养了中华精神，铸就了中华品格。现代社会丰富多元，我们应如何看待和应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如何看待和应用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

笔者认为，“仁”学说的现代人文价值应以探讨传统“仁”学与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结合与应用为出发点，力图使传统“仁”学的要义在现代社会中散发弥久之香。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脱离传统，不善于继承历史文化优良传统的民族，妄自菲薄、数典忘祖的民族，只能是苍白而弱智的民族。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科技日新月异，生活蒸蒸日上，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比如人情冷漠、道德沦丧、惟利是图、拜金主义等现象时常伴随在我们身边。“仁”学思想的现代开拓能够弥补当今社会的缺陷，充分发掘“仁”范畴在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必然能够疗治当今世界的痼疾。时代需要传统文化的弘扬，社会呼唤“仁爱”精神的回归。

“仁爱”是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现代社会信息畅通，交流广泛。人们的思想文化多元化，利益追求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阶层多元化。如何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维持人际关系的平衡并走向和谐？我们认为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以作为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最朴素的道德追求。“忠恕”、“仁爱”原则可以作为人际之间的处世之道。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以“天下为己任”、“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注解了“仁者爱人”的原则。一个一生尽善而无怨无悔的人，必定是人生意义、生命价值完美的人。现代社会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公仆精神”、“雷锋精神”、“奉献精神”，亦是“仁者爱人”人文义蕴的最好注脚。反之，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守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没有容忍他人、理解他人的气度，便不会产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为国家民族利益献身的自觉。推而广之，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是多元世界的一部分，都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因此也都需要这种“仁爱”境界，都应奉行“仁爱”精神。互相理解，推己及人，和平共处等是构建人类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儒家“仁”学总是与人生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我们发掘内心的善性和自身的能力，并加以养育、扩充和发散，从而超越自我，进入审美境界，形成鲜明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救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它总能超越具体的物质需求而指向崇高的精神境界，高屋建瓴地审视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道德以及人类生活的广大领域纳入审美视野，帮助我们完善自我，把握世界，走向未来。

“仁爱”与万物一体，是人类积极的交往原则。它总是把人生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体，追求天人合一，具有博大的道德襟怀和广阔的审美视角，有效地改变现代社会人与物的关系倒置、社会关系紧张、心理疾病严重等状况，纠正贪婪浮躁、急功近利、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给人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为社会发展提供恒久的物质与精神动力。

总之，儒家“仁”学追求人类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面向宇宙和人生，饱含着对人与世界的深切人文关怀，蕴涵着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审美追求，对重塑当代人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除了物质财富的丰厚，经济水平的强大之外，人类生活的健康，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仁”学范畴的现代人文价值的阐释，每个方面应围绕这些目标展开。抚今追昔，笔者主张深切理解儒家“仁”学的意义，从理论到实践体会它的博大精深，积极向善亲仁，做现代“仁”学的实践者、追求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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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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