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碑刻与儒家思想

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汉魏碑刻陈列馆 孔凡敏

在各地孔庙的历史文化遗存中，碑刻最常见、最普遍且数量最多，也是最具史料价值的文化遗产。以石碑刻文纪事，可说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共性，但中华民族对碑刻似乎更情有独钟，中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碑刻王国。在中国，碑之初名，始于周代，但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碑”文化内涵，它肇起于墓葬，实为下葬之木质葬具。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石质故有的属性，而逐渐演变为镌刻永世不朽的记录工具。

秦始皇刻石记功，大开碣石之风。后世的封建社会，在“托以金石之坚，广传后世”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官府提倡刻石以记工役、叙祀典、颂功德。东汉以来，碑碣渐多，出现了碑颂、碑记及墓碑等多种形式。两千年来，这种立碑刻石以颂功德的风气除晋和南朝禁止立碑而碑刻较少以外，历代皆相沿成习。由于孔庙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传承之所，深受历代朝廷的尊崇，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故而，孔庙内留存大量的历代碑刻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孔庙碑刻在众多的碑碣中文化价值巨大，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

曲阜孔庙历史悠久，自汉时起便有碑刻始现，现仍有留存。随着儒家思想历史主导地位的巩固，碑刻的数量逐渐增多，其碑刻的种类、形制、内容亦丰富起来，有历代帝王来此诰庙、修庙、追谥加封，祭孔之类的记事碑；也有帝王将相、文人骚客谒庙的诗文题记；还有一部分是反映封建帝王赐给孔子嫡裔特权的。其中有举世闻名的汉魏碑刻，唐宋石碣、明清巨碑，形制多样。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对汉民族意识形态的统治，在孔庙碑刻中也有具体反映，并大量留存。八思巴文、满文与汉文齐首并存石碑，是研究元清时期民族文化交融及社会政治、经济、的珍贵史料。从大量历代帝王、大臣们的祀孔、祭孔碑中，可以看出历代帝王是怎样利用孔子思想巩固封建统治的。从书体上讲，真草隶篆无不具备，且皆出自名人大家，极具很高的艺术水准，倍受人们的关注和崇爱。

曲阜孔庙的碑刻中在书法及研究孔庙的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是东汉永寿元年（153年）的《乙瑛碑》（又名“汉孔子庙置卒史碑”、“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鲁相乙瑛碑”）、永寿二年（156年）的《礼器碑》（又名“韩敕碑”、“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敕修孔子庙造立礼器碑”、“鲁相韩敕复颜氏亓官氏繇发及修礼器碑”）。《乙瑛碑》碑文中，记载了时为鲁相的乙瑛上奏朝廷，请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管理礼器。他的建议获得了汉桓帝诏准，上面说：依据鲁前相乙瑛的要求，规定孔庙春秋两次大祭，通过严格地筛选、考察后，任命孔龢为“百石卒史”，专司卫护孔庙。《礼器碑》碑文中，记载鲁相韩敕高度赞扬孔子，认为孔夫子是近代圣人，他为汉朝定制了发展道路和行为规则。由此应优免孔子舅族颜氏和妻族亓官氏邑中的徭役，以此来表示尊重孔夫子之心。对孔子嫡系长支加官进爵，恩渥并加，历代颁特权、赐祀田，都是尊孔的一些手段。这样做的结果，乃是封建统治者宣传孔子思想的一种利用方法，从而达到利用孔子思想巩固统治的目的。由上述二碑我们得知，曲阜孔氏优免国家差徭由来已久，自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封为“衍圣公”并世袭。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其优渥更多，孔府二门里的《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中就明确体现了这一点。朱元璋赞扬其“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希望他家“在我朝代里再出一个好人呵”，并钦拨林庙洒扫户、女户、乐户等115户。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中重要的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竞相利用它来巩固统治，培育人才，治国安邦，以及对全国人民进行教化，让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的主张上来。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成化四年（1648年）的《御制重修孔子庙碑》。明宪宗皇帝朱见深在这桩碑中，一开头就写到：“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无焉。生民之休戚繫焉，国家之治乱關焉。”明确地道出了孔子的思想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休戚相关的密切关系。文中又说：“有孔子之道，则纲常在，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封建社会后期的帝王正是利用孔子的思想和他们提倡的“三纲五常”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既然孔子的思想对封建统治者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他们又尽力鼓吹“使天不生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后世何从而知之。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如长夜也”。在另外一些碑上，他们更把孔子的思想与天地相比拟。如：“道之大原，实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圣传。传道者何？唐虞三代。仪范百王，万世永赖。圣人之功，与天比隆。圣人之祀，垂之无穷。”有的更直接说道：“圣人之道，一天道也。”“尊天尊圣，理原合一。”都把孔子思想和冥冥上天结合起来，证明封建的皇权乃上天所授，其对天下的统治乃天经地义。为了维护统一国家的权威，孔子认为应从“正名”入手，使君臣父子各守本分，不越位，不僭礼，不作非分之想。为了实现德治与礼治相结合的社会，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并把它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范畴。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仁”有不同的解释，其基本定义有两个：“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为仁”。联系孔子从不同角度对“仁者爱人”的解释，他的“爱人”之“仁”，应指“泛爱众”，即爱一切自然人。其内涵不仅包括爱统治阶级的人，也反映对普通人的人格尊重。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孔子的“仁”学说，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为此，历代帝王对孔子及其弟子竞相封谥，即便是在禁碑的魏晋时期，孔庙内仍树立有《魏鲁孔子庙碑》（亦称《修孔子庙碑》、《孔羡碑》等）。此碑在强调尊孔的基调上，主要明确了令鲁郡修葺孔夫子旧庙，并置官吏守卫。另外，诏孔子二十一代孙孔羡为“宗圣侯”。颜庙、周公庙中也有不少对孔、颜、周公封谥的“御碑”。如《唐赠太师先圣鲁宣尼碑》、宋真宗立《敕修文宣王庙碑》、金章宗立《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元武宗立《加封制诏碑》及清康熙帝的“万世师表”题字，都明确地标出封建统治者把孔子尊为“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及“万世师表”。当然，他们对孔子的尊奉是有其目的的。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加封孔子的《制诏碑》上，把孔子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达到了历史上新的高度，也显示出不同意识形态的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尊崇和利用情况。明确地说是“尚资神化，佐我皇元”，充分体现出元代帝王尊孔之目的。因该碑格外引人瞩目，意义巨大，故北京孔庙也按原文照立一通于大成门东侧。另外，还有《阙里宅庙落成记碑》、《保护颜庙圣旨禁约碑》，它们都是彼时历史的尊儒见证。清乾隆帝曾八次至阙里朝圣，每到一处，即赋诗题词，曲阜留下他的大量手书碑碣，其中大部分保存在孔庙内。其内容自然也不外“望道吾何见，徒存景仰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

曲阜孔庙除碑刻能直接阐述儒家学说外，还有一种刻石能够形象地表达孔子“孝丧”的文化思想，那就是深受儒家丧葬“慎终追远”理念影响的具象——汉画像石。在儒学快速发展的汉代，古人为表达丧孝“事死如生”，在墓室里刻画现实生活的场景，不仅是使自己心安，更是想让图像影响灵魂，使死者在图像的刺激下获得感官和精神上的愉悦而安息，不骚扰生人并保佑生人。作为典型的丧葬艺术，它表现的主题是生者祭祀、悼念死者的永恒悲剧题材。孔子谈到的其它“为仁之方”时，还有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德重要内容。这在孔庙神厨陈列的汉画像石中体现的很真切。孔庙汉画像石题材丰富广泛，既有人们社会生活的记录，也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反映。雕刻技法多样，有线刻浮雕，线刻有减地、剔地、素地、线地；浮雕有深有浅。风格或严谨细致，或豪放粗犷、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其中两城山汉画像石题记中说“复失慈母，弟兄悲伤”这种对于活人逝去而表现出来的哀悲，是缘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仁爱，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憯怛之爱”。《礼记．表记》曰：“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 但在艺术表现上，汉画像石并没有将死亡描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而是充满了对未来、对生命的乐观与渴望。安汉里画像石原为一座双室石椁墓，共有8石，分别为墓的四壁、墓室隔板和二室盖板。画像石浅浮雕，四周有整齐的花纹边饰，由外而里分别刻重菱纹、素面、錾点纹三重。四壁石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东刻青龙，四爪伸出，右下方有一仙人手抓龙尾，画面刻有穿璧纹并有蟾蜍、熊、鸟、兔等点缀。西刻白虎，虎身刻条状斑纹，前后穿璧纹间刻有熊、鸟、犬、兔等禽兽。南刻朱雀一石二图，两只朱雀展翅相对而立，向外一侧也有图案，刻两人相对：左者一手执刀，一手执树枝状物；右者一手执刀，一手前伸。北刻玄武一石二图，两玄武昂头相对；右边玄武上立一人，手持三枝果，向外一侧刻二人，左者右向侍立，手执腰上系带，右者左向跪，双手拱于胸前。隔板也为两面刻：一面中刻一建鼓，二人相对舞击，左边一人长袖起舞，两人坐地吹乐，右边二人相对跽坐，中间置有方席、博盘；一面刻六女乐舞宴饮，中间一人起舞，一人击拍，左边二人右向坐，中置一樽有勺，右边二人攀谈。从画像上我们丝毫看不到哀痛的存在，而这种仙境生活实际上就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反映了儒者的以“仁”为安思想。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古人在儒风的熏染下对于世界所作的人文式解读。通过对同处一墓的人与动物、动物与神、动物与动物关系的处理和表现，使我们领略了蕴涵其间的那种仁者的思想情愫。

曲阜的石刻与儒家思想是相互依存的，儒家思想的流传离不开石刻这个载体，同时大量的石刻又承担者传播使者的角色，林林总总的石刻既见证了封建统治者怎样利用儒家思想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又起到了担当儒家思想发扬壮大的媒介作用，在传承儒家文化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除了因曲阜是思想家孔子出生地有关外，还得益于清朝时出现的一批金石学家，如阮元、翁方纲、黄易以及孔氏族人等。他们生活的年代正值金石考据学勃兴，大量的金石碑版被发现和出土，许多文人学者对西周金文、秦汉刻石、六朝墓志、唐人碑版深感兴趣，考古之风盛行，书法上的碑学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黄易热衷于考古，《清史稿》四八六卷记曰：“黄易，字小松，钱塘人。父树榖，以孝闻，工隶书，博通金石。易承先业，于吉金乐石寝食依之，遂以名家。官山东运河同知。”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不但知道了黄易是个痴迷的金石名家，还知道他在山东为官。“黄易为人豁达笃实，曾官山东济宁府同知，其仕途上相对顺利。”（潘耀昌《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85页）原来，黄易具体的为官地方，是山东的济宁府，而汉碑集中的曲阜县，又隶属济宁管辖。这样就创造了他频繁造访曲阜的机会，他四出寻访残碣断碑，为我国书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孔子七十一代孙孔昭薰（字惠如，号琴南，七十代衍圣公孔广栻之次子，生卒年月不详。清嘉庆举人，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任山东临邑县训导）聪颖过人，刻苦好学，嗜古工诗，热心金石学。在曲阜城附近，曾搜得汉周府君碑额残石、唐御赞碑残石、宋孔道辅祭文碑，均移置于曲阜孔庙内。后又发掘出宋、金、元、明各代名人题写石碑１２０通，并遍查林庙碑碣，编成《至圣林碑目》一书，为孔庙碑刻的留存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曲阜的石刻，数量之多，年代之久，内容之专（皆与尊孔崇儒有关），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把它称做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碑林之一，一点也不为过。它是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遗存；也是丰富的儒家文献、资料。更是千年沧桑的历史发展演变中的实证；也是历代保存至今、具体可辨而又真实可靠的孔庙发展史和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之稀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