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碑刻形制浅考

曲阜碑刻形制浅考

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汉魏碑刻陈列馆 杨淑娟

曲阜现存历代碑刻6000余块，历西汉、东汉、曹魏、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金、元、明、清至民国，贯穿整个中国碑刻史，尤以汉魏六朝石碑驰名中外。既有我国迄今发现的非常稀有的西汉早期刻石——北陛石，反映汉字从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的西汉石刻——五凤刻石，还有汉代隶书的代表碑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被称为“魏碑之首”的张猛龙碑等等。既有碑又有碣。这些举世罕见的石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堪称国之瑰宝。这些碑刻或恢宏大气，或古朴端庄，或小巧精致，或华丽繁复，造型风格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艺术价值观念等。我们通过观察和研究曲阜现存历代碑刻中的精品，窥一斑而见全豹，以期对碑刻发展演变的过程有大致的了解。由于笔者水平所限，难免会一叶障目，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一、碑的起源

碑，竖石也，最晚始于周代。《仪礼·聘礼》载：“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可见，当时碑的功用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为宫碑，人们根据它在阳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来推算时间；二是作为庙碑，立在宗庙里用来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礼记·祭义》载：“君牵牲，既入庙门，丽於碑。”；三是作为墓碑。战国时期，大贵族殡葬时，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轳辘系绳缓缓放下，“碑”，就是那时装轳辘的支架。殡仪结束，往往把这个支架留在墓地里。《礼记·檀弓下》载：“公室视丰碑。”郑玄注曰：“丰碑，断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闲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史记正义》曰：“繂即绋也。凿去碑中之木令空，于空间著辘轳，辘轳两头各入碑木，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辘轳即讫，而人各背碑，负绋末头，听鼓声以渐，却行而下之。”庙、宫碑取材用石，墓碑用木。

随着时代的发展，墓碑的取材和功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释典艺》载：“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可见，碑最初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后来，人们为了记述墓主人生平，歌颂其功德，出现了刻辞碑，其实用功能逐渐淡化。欧阳修《集古录》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后始有也。”可见，碑从周出现，发展到东汉时期，造型渐趋完备，才开始具备了刻辞功用。

二、碑的构成

碑可分为碑额、碑身和碑座三个部分。碑额主要刻碑题，或仅起装饰作用；碑身刻写碑文，碑身又分碑阳、碑阴和碑侧。碑阳刻正文，碑阴或碑侧刻立碑出资者姓名、籍贯和官职等。碑座起承重和装饰作用。碑额下多凿有一个圆孔，称为“穿”。圆首碑的“穿”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的弧形纹，称为“晕”。对于“穿” 和“晕”产生的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认为这是汉碑沿袭早期竖石葬俗，“碑穿”就是模仿下棺辘轳架上的圆孔，“碑晕”是模仿下棺引绳在“定滑轮”上摩擦痕，属于一种复古做法。阮元《山左金石志》曰：“古人墓碑有穿以贯鹿卢，其繂绕鹿卢横而斜过碑头，碑头为此晕以限繂使之滑而不致外脱。”又云：“汉碑有穿有晕，此必效三代遗制，其晕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第二种说法认为汉人深受“天人相应、天人一体”思想的影响，碑之圆首象征天，“碑穿”则代表天上的日月，“晕纹”则象征日月之光环。第三种说法，墓碑的“穿”与“神主”相通，“神主”就是古代放在宗庙中逝者的牌位，一般为木制，高一尺二寸，中间亦有孔。这三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究竟哪种最可信目前尚无定论。

三、曲阜汉魏碑刻形制

（一）汉碑

曲阜现存8块较为完整的汉碑，按功用可分为两种类型。

1、记事碑

在曲阜现存汉碑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均为记载东汉时期在孔庙设立管理官员、维修孔庙、优免圣裔、祭祀孔子等重要历史事件而刻立的石碑，属汉隶名碑。乙瑛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碑方形，无额，碑高198厘米，宽91.5厘米，厚22厘米，正文18行，满行40字。礼器碑立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碑圆首，有额，额无字，额高45厘米，碑身高173厘米，宽78.5厘米，厚20厘米，碑文13行，满行36字，碑阳末三行及碑阴、两侧满刻104人姓名及捐款数额。史晨碑立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碑圆首，有额，额无字，额高34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宽85厘米，厚23.5厘米。前碑文字17行，满行36字，后碑文字14行，前8行36字，后六行35字。据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记载，礼器碑和史晨碑均无额。洪适《隶释》也曰：“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无额，威宗永寿二年立，其文杂用谶纬不可尽通。”因此可推断出礼器碑和史晨碑的碑额为后人所加。

2、墓碑

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孔谦碑为东汉时期孔子十九世孙、二十世孙墓碑。刻立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的孔宙碑，碑圆首，有穿，穿径14厘米，穿上有晕，有额，题篆书“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两行，行五字，分别位于穿两侧。碑高306厘米，宽102厘米，厚24厘米。碑文有题，题为“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它有额有题，为汉碑所仅见，开隋唐碑制之先河。正文14行，满行28字，记述孔宙生平事迹。碑阴也有额，题隶书“门生故吏名”一行于穿下，开列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姓名籍贯。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孔彪碑，碑圆首，有穿，有晕，穿径14厘米，额位于穿上，篆书“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二行，行五字。碑高283厘米，宽99厘米，厚27厘米。正文18行，满行45字，记颂了孔彪生平事迹。碑阴刻故吏题名。刻立于东汉中平元年（184年）或以后的孔褒碑，碑高269厘米，宽101厘米，厚23.5厘米，圆首，有晕，有穿，有额，穿径14厘米，穿上额题“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一行10字，碑额有三条半环形晕，碑正文18行，满行30字，前叙后铭。刻立于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的孔谦碑，碑圆首，高83厘米，宽52厘米，厚22.5厘米，有穿，穿径9.5厘米，穿上有晕，无额字。正文8行，满行10字。此三块墓碑均为圆首，有晕，有穿，有额，为东汉墓碑成熟形制，造型规整完美，特别是孔宙碑、孔彪碑保存完好，碑身硕大，堪称汉碑中之煌煌巨制。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刻立的孔少垂墓碑形制较东汉其他墓碑在形制上较为特殊，造型简单古雅，碑圆首，有额，无穿，无晕，碑阳阴刻边线，高150厘米，宽47.5厘米，上薄下厚，上厚25厘米左右，下厚30厘米左右，文字刻于上半部，下半部前后未加工，碑阳右下角刻有翁方纲的发现题记。额题篆书“孔君之墓”，二行，行二字。正文8行，满行15字。

（二）魏碑

曲阜现存魏碑4块，其中记事碑2块，德政碑2块。

1、记事碑

立于魏黄初元年（220年）的孔羡碑，圭首，有穿，穿径15厘米，有额，隶书，文为“鲁孔子庙之碑”，二行，行三字，位于穿上。碑通高215.5厘米，宽93厘米，厚25厘米。碑文22行，行40字，记颂魏文帝曹丕登基之初封孔子廿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令其奉祀孔子，并令鲁郡修葺孔庙之事。立于东魏兴和三年（541年）的李仲璇碑，高252厘米，宽86厘米，厚14厘米。碑首圆形，上部有额，深浮雕四龙盘绕，篆刻“鲁孔子庙之碑”。正文24行，行51字，记载兖州刺史李仲璇修缮孔子庙，立起孔子和十大圣贤塑像之事。

2、德政碑

刻立于北魏神龟二年（519年）的贾使君碑，碑通高215厘米，宽84厘米，厚20厘米。碑首圆形，深浮雕四龙拱起，龙首在碑侧，前后磨光刻字，额刻“魏兖州贾使君之碑”。正文24行，满行40字。贾思伯（467—525年），《魏书》、《北史》均有传，曾任兖州刺史，颇有政绩，去职离任时，当地百姓立碑赞颂其德绩。刻立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的张猛龙碑，碑高226厘米，宽91厘米，厚24厘米。有额，圆首，额题“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浮雕四条蟠龙。碑文26行，行46字，记颂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学劝农的功绩。

碑的形制在东汉基本定型，在魏朝和南北朝时期得以发展，碑额不再是单一的圆首，而出现了圭首、螭首等多种形式。螭首碑额上的晕纹由三圈弧形发展变形为蟠、螭(一种无角的黄色龙)等图案，晕纹本身转变成龙身，晕纹的两端雕刻出下垂的龙头，但碑身仍为长方体竖石，碑座也一律为长方形巨石，即规整的方趺，均无任何花纹修饰，整体仍呈现简质秀雅的艺术风格。

四、魏以后碑刻在形制上的发展

（一）南北朝和隋

南北朝时期的碑曲阜现仅存一块，为北齐乾明元年（560年）刻立的郑述祖夫子庙碑，圭首，有额，有穿，方趺；仅存的一块隋碑为隋大业七年（611年）刻立的隋陈明府修孔子庙碑，圆首，有额，方趺，仍延续魏碑简洁古朴的风格，在形制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唐

到了唐代，碑的形制与雕刻工艺更加精美，开始出现龟趺碑。龟趺，也称赑屃座，传说赑屃是龙的九子之一，形似龟，好负重，亦名“霸下”，与龟不同的是赑屃有一排牙齿，而龟类却没有，唐代以后，这种昂首凸目的龟趺成为最普遍的碑座形式，人们认为它力气大，寿命长，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流芳千古。此外，龟趺的底面积较大，能起到防止碑刻沉降的作用。惜在曲阜孔庙十三碑亭内刻立于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的“大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于金明昌二年（1191年）时因“暴风折木，压其碑，仆于地，龟趺分为二”，现以方趺载碑。所以在曲阜中我们无法目睹到唐碑中龟趺的风姿。在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还有一件碑首较为独特的唐佛教碑刻，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立石。碑头浮雕五台山山形，远近高低，层峦叠嶂，内有楼台庙宇、飞天、神仙骑兽、坐佛等，雕镂精细，造型奇特，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三）从宋到清

宋、金、元、明、清时期碑在形制上的发展演变集中体现在一些御制碑上，造型更加华美，雕刻更加精细，并开始采用龟盘座，内容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庙祭祀或整修孔庙的记录。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刻立的大宋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碑为圆顶，浮雕双螭首，边刻蕃莲花卉，碑下圆雕龟趺，龟趺下雕石盘座。碑高4.40米，宽1.35米，厚40厘米，龟高63厘米，宽1.40米，身长2.62米。碑身四面磨光，通体打蜡，四边抹楞。说起曲阜碑刻，不能不说起的两块碑就是现立于曲阜城东旧县村少昊陵南150米处的无字碑和庆寿碑，据杨奂《东游记》（公元1251年记）记载：“大碑四，谚云‘万人愁’者是也。……意在垂成而金兵至也。”1991年修起的无字碑，碑首高5.40米，宽3.96米，厚1.20米，碑身高7.05米，宽3.76米，厚1.20米，龟跌高2.22米，整碑通高15.87米，为中国石碑之最。1992年修起的庆寿碑，碑首高5.70米，宽4.45米，厚1.00米，碑身高7.15米，宽3.65米，上部厚1.00米，下部厚1.13米，维修时按照东碑重做龟跌，碑通高16.40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兴建了规模非常宏丽的景灵宫，宋徽宗时期又进行整修，“万人愁”石碑便是在宣和年间（1119——1125年）整修时所建。碑的位置原在景灵宫门外，当时共有石碑四幢，这是其中的两座。当时，因金兵至而工程未竣，吏部尚书李东阳曾题诗云：“丰碑不书字，遗恨宣和年”。碑额浮雕六条盘龙，两侧各雕一尊护神力士，世所罕见。龟趺赑屃四腿伏卧，昂首向天，雄壮生动。

立于金承安二年（1197年）的大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上顶浮雕四龙盘绕，边刻蕃莲花纹，下雕龟趺，再下有龟盘，龟盘上浮雕水纹。碑高5.25米，宽1.63米，厚58厘米。龟趺长2.98米，腰宽1.68米，腰高95厘米。碑身四面磨光，文字19行，行75字。

元代御制碑在造型上无太大变化，均浮雕双龙盘绕碑顶，下有龟趺，但在曲阜孔庙十三碑亭内有两块较有特色的元碑，一是立于元至大元年（1308）的元武宗加封孔子诏书碑，碑文为汉文和八思巴文对照刻文；二是立于元大德十一年（1301）的加封孔子制诏碑，碑文汉文和蒙古文两种文字对照刻文。

曲阜现存明清时期的御制碑在形制上略有差别。在碑额上，明代御制碑多深雕双龙戏珠，清代御制碑多浮雕四龙盘绕；在碑身上，明代御制碑无花纹修饰，清代御制碑边多凸雕云龙戏珠升腾。碑座均为巨大的龟趺。值得一提的是现竖立于孔庙十三碑亭内的大清皇帝御制阙里孔子庙碑，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据《幸鲁盛典》载，此碑从北京西山取石，经京航大运河运至济宁，再用250头牛拉至曲阜，费时一年。碑身重约35吨，加上龟趺共约重65吨，，气势恢弘，华丽壮观，令人叹为观止。

碑作为集书法、文学、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石刻艺术品，除了用作标识冢墓、铭功颂德，纪事立言外，还被用来刻写经文、药方、书目、谱喋、地图、天文图等多种用途，成为传达历史信息最直接、最真实的载体，是研究历代政治、思想、文化、汉字书体演变以及孔庙历史沿革的珍贵资料，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具有较高的文物、史料和艺术价值。通过认真研究曲阜碑刻在形制上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各个时期的国家经济实力和文化艺术发展水平，以及各朝各代对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尊崇和重视。

参考书目：

《济宁全汉碑》

《曲阜历代名碑刻石选》

《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

《两汉金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