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典型隶书与通俗隶书

田 立 振

隶书是汉代新兴、实用的文字书体。其书法作品大量发现于两汉简牍、碑碣、刻石等遗存上。综观这些书刻资料，它们虽然皆为隶书的框架、结构，但在用笔和笔画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故可分出不同的类型。其主要类型则是典型隶书和通俗隶书。

一、关于两汉存在的书休，《汉书·艺文志》说汉初有六体；《说文·序》说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对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所谓八体，实际上只有大篆、小篆和隶书三体，其余皆属用途，非字体名称。大篆在西汉已极少使用，小篆也随着隶书的出现和发展逐渐衰退。目前所见的西汉篆书资料仅十余种，且多是小品，其书法虽不失古朴雄劲之风范，但已非秦篆之面貌。西汉末，篆书风格受隶书的影响较明显，如天凤五年（18年）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题字（《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用笔圆、方、尖皆备，线条盘旋屈曲，结体平扁，作风华丽，是此时期篆书代表之一。东汉时篆书多出现在庄重场合，而且范围很小，如书写碑、碑额等，象《袁安碑》（92年）、《袁敞碑》（110年）、《景君碑》额、《郑固碑》额等皆为篆书。在日常生活中，篆书是很少使用的，说明其作为应用为主的文字性质已经改变，它的使用价值已转向艺术装饰领域。

两汉时期，隶书乃为书坛上的主角，是新兴、实用的文字书体。

关于隶书的起源，文献记载颇多。《汉书·艺文志》：“是时（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宫狱多事，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戎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卫恒《四体书势·隶势》“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人佐书，曰隶书，汉因行之”。这些记载，内容大体一致，皆认为隶书起源于秦始皇时代。据目前资料，如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木牍、湖北云梦秦简，以及此阶段的兵器、铜器铭文，可证隶书应萌芽于战国末至秦统一时。隶书形成的原因，说因“小篆难成”，故“以趋约易”，也是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文字发展规律的。不过，文曰“徒隶”、狱吏”却透露出一个信息：隶书应是当时社会下层创造、在民间使用并发展起来的。

二、隶书产生后，西汉初期得以较大发展。此时，隶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对篆书体势的改造，随着隶书体势基本框架的出现，笔画更新被放在首位。尤其是武帝以后，隶书体势和笔画的改革，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探索。因而，出现了多样的书作，并形成了不同的隶书类型。

典型隶书西汉中期以后，隶书笔画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起伏的波挑笔画来改造圆转直行的笔画进行的。故形成了隶书的主要类型——典型隶书。其突出特征是具有鲜明的波挑笔画。

西汉典型隶书有大量汉简书作保存下来，如武帝时期的“太始三年简”（公元前9年。《流沙坠简·屯戎丛残》一下)，昭帝时期的“元凤元年简”（公元前80年。《居延汉简》159),宣帝时期的“本始三年简”（公元前71年。居延汉简666）、“元康四年简”（公元前62年。《居延汉简95A》，王莽时期的“天凤元年简”（14年。《流沙坠简·屯戎丛残》十二上）等。这都反映了西汉隶书波挑笔画日益丰富、发展的势态。东汉典型隶书发展较快，书作也最为丰富，用途遍及社会各个层次，有汉碑刻石、简牍墨迹、题榜墓记、铜器铭文等。尤其是汉碑书作，结构严谨，用笔周到，法度森严，即保留着时代的共同特征，又有着各自的艺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汇聚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如方正派之张迁碑、张寿碑、校官潘乾碑，方峻派之景君碑、杨瑾碑，纤劲派之礼器碑、韩仁铭杨叔恭碑，华美派之华山碑、夏承碑、赵宽碑，奇丽派之乙瑛碑、郑固碑，平展派之孔宙碑、尹宙碑等等（参见侯镜昶《书学论集·东汉分书流派评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可谓东汉典型隶书之典型作品。

通俗隶书西汉初期，隶书对篆书体势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化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随着隶书横方框架的出现，即形成了隶书的主要类型——通俗隶书。其突出特征是无波挑笔画。因笔画朴实、自然，写法简捷、通俗，故称为通俗隶书。

通俗隶书书作目前发现较多，除汉简外，常见于两汉刻石、画像石题字、墓记、黄肠石题刻等资料，初期的通俗隶书，如马王堆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相当部分字形跟篆文接近，用笔多是把锋芒藏起，骨力内含，结体以方整为多，笔势较收敛，表现出含蓄而劲健，匀圆而古朴之美。西汉中末期的，如山东曲阜“五凤二年刻石”、邹城“莱子侯刻石”、“金乡渔山刻石”，除个别字的笔画中保留篆意外，基本笔画是朴实、径直、无波挑的，用笔自然，结体方正，充满活泼之趣。东汉早中期的，如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和山东济宁萧王庄一号汉墓黄肠石题刻（《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山东济宁萧王庄一号汉墓》,《考古学集刊第12集》），大量题字圆笔、方笔兼有，用笔率意，笔画基本无波挑，结构无成法，书风有飘逸、工整、率意、拘谨之分。两墓年代相近，题刻内容相同。可谓是东汉通俗隶书之典型作品。这类隶书，在气派和艺术上虽不如典型隶书那样博大华美，但在使用上却比典型隶书简单、方便地多，因而大量存在于民间作品中。但我们不能据此称它为民间隶书，因为民间作品中也有典型隶书，二者相比，只是典型隶书偏少而已。

其它隶书汉隶书中还有草术隶书和美书隶书两种类型。草书隶书如四川崖墓不少墓中所刻文字，以及萧霸台子洞、象鼻嘴对面和尚冲墓壁上的东汉墓表（《东山汉代崖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都是用笔极其草率，结体自然无成法的隶书草书；美术隶书如陕北绥德五里店东汉郭稚文墓画像题字（《中国书法大辞典》第1055页）等，皆与今美术字相似，是隶书刻意表现的一种形式装饰）。两类隶书资料目前虽发现不多，但确是存在的汉隶类型。

三、由上述看出，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是同宗同祖，即由篆书发展而来。西汉初期，隶书已有较大发展，体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笔画受笔势改革影响虽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无波势笔画仍占上风。武帝以后，隶书发展重心由笔势改革转向笔画改革，俯仰的波磔笔画与日俱增，自此，典型隶书从通俗隶书中分化出来，并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而通俗隶书则一直保持着无波挑作风发展下去。到两汉之交前后，通俗隶书基本完成了对旧书体的改造，用笔方法丰富起来，方起方收的、圆起圆收的皆有。东汉中期以后，通俗隶书作风又有较大的改观，不仅用笔趋于沉着周到，还出现了较成熟的提按顿挫笔法。笔意表现流露出向笔画两端转移的趋势。但不失自然流畅之本风。直到三国被新书体所代替。

可见，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开始是发展关系，即由无波挑的通俗隶书发展为有波挑的典型隶书；尔后，二者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又成为并行的关系。

在二者并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书法特点。典型隶书用笔婉转、精致，且变化幅度大，笔意丰富，笔致飘逸，笔画装饰性强，有明显的波势挑法，结体多取横势，法度森严，讲究笔画间的呼应关系；而通俗隶书用笔率意径直，只取大效果，没有大的起伏波澜，笔致稳重、收剑，笔画不带波挑装饰、劲健简捷，结体多取纵势，笔画关系以随意为主。和典型隶书相比，笔画不仅变化小，而且内中的艺术派别分化，也不那么分明。

究其两类隶书“分家”与并行的原因，在于汉字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统一关系。“从一开始创造字的时候，书写者总要把它写得整齐一些，好看一些，这是自发的一种爱美的心理体现，也是形成书法艺术美的根由”（徐邦达《五体书新论》，《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当然，这不算是自觉地艺术创造，随着文字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文化时尚的追求与倡导，人们有意识地美化文字，促使书法艺术的形成，以艺术为主的文字便出现了。典型隶书就是这样在通俗隶书的基础上分化、发展起来的。一代代围绕着用笔、结体的艺术性，不断选练，不断探索，至恒灵时期，达到空前的艺术境地，并从中分化，形成了各样的艺术派别。然而，这些被艺术化的隶书，笔法非常繁複，而写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使用。因此，决定了典型隶书不可能代替通俗隶书，它的存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多在官方文书和一些庄重的场合中使用。

相反，通俗隶书却因写法简捷，易写、易识，使用方便，大量存在于社会民众中。尽管它在发展中也是再不断完善，但并不刻意追求艺术性，所以，始终不受外因催化，保持着固有的实用性。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市汉任城王墓管理所）

发表于《文史知识》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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