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三城”址考略

曲阜鲁国故城之北约30华里处有一古城址——董大城，董大城西北约20华里处有凤凰山，凤凰山顶有凤凰城址。三者初建的年代都在先秦时期，地理上呈三角犄立之势。它们的存在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先来看董大城。董大城位于今天董庄乡董大城村，整个村庄正好坐落于古城址之上。董大城遗址于1985年被济宁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文字描述如下：

董大城古城遗址，位于曲阜城北15公里的董大城村，周有一土城，相传原有外大、内小两城，现存为小城。城呈长方形，东墙长292米，西墙282米，南墙426米，北墙432米，墙宽约10米，四面各开一门，城内面积约0.126平方公里。目前尚未在古籍中发现关于该城的记载，1980年济宁市文物普查队对其进行了调查和开方试掘。城下半部夯土层10～12厘米，夯窝直径4～5厘米，上部夯层14～16厘米，夯窝6～7厘米。距城基1米高处，横列一层圆木，木直径10～12厘米，木与木间隔50厘米左右。在城东北角还发掘出四具人体骨架，自城根基向上叠压排列，骨架间以大小不一的数块板瓦相隔。骨架东西向，仰身直肢，未发现随葬品，初判为筑城进行奠基礼时实行人祭的牺牲品。在城内外经常发掘出战国时期的三棱铜镞，宋代崇宁铜钱，1921年还曾出土铜鼎三件，1970年挖掘出窖藏蚁鼻钱19公斤。据其构筑方法、人祭坑及出土文物等初步判断，该古城垣系战国时期建造。

董大城的城墙为夯土所筑，今天只有西南角和南城墙的中段保留一小部分。西南角城墙保存较好，现残长100多米，残高10米，城墙厚约10米。整个城址的轮廓明显，比周边高出近1米，沿城址一圈，密布周汉时期的砖瓦陶片。访问村中老人，该城址在建国初年还保存基本完好，城墙和城门犹在，城墙之外有宽10余米的护城河。今天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点星残垣让我们不尽遐想。《曲阜地名志》记载，清光绪末年，村民挖土得香炉、箭镞数十，皆铜为之。由于多有兵器发现，人们大都推测该城系鲁国当年一处重要的军屯之所，但正如上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者所言，苦于无文献记载佐证。

近年，我们在实地考察董大城城址同时，不断翻阅一些史书，竟然找到了一些关于该城的零星记载。

《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鲁僖公时，季友封地，季友号成季，故名成邑。后季友因功改封食邑汶阳，此又为孟孙氏之邑，仍名成。”；孔子摄行相事主张削弱三桓势力，堕三桓之都，唯成城不拆，孟懿子的家臣公敛处文告之孟懿子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史记正义》曰：“成在鲁北境内。杜预注：”成在泰山至距平县东南，而距平又在汶阳城东北。

《太平寰宇记》、《曲阜县志》记载：董家庄、董大城一带，是殷商时邓国都，春秋时鲁国的曲池，隋时的汶阳县城。

《左传》：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盟于邓，为师期。杜注：鲁地。

《左传》：桓公十二年，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杜预注：曲池，鲁地，在曲阜县东北四十里，源出石门山，考石门山距城六十里，其水西南流二十里至董城寨，东南折入泗，故名曲池。

从上面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今天的董大城一带在殷商时是邓国国都，春秋时先后为季友和孟孙氏的封地，名成邑，孔子摄行相事主张堕三桓之都时，成邑由于是鲁国的北大门，没被拆除。借助杜预的注解，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确定，所谓成邑、曲池就是今天的董大城。至汉代时，董大城又成为董渫的封地。《史记》记载：汉高祖六年，封董渫为侯，此时为董氏采邑。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明确指出渫城即《史记》记载的董渫封成侯之地。

综上所述，董大城在殷商时为邓国都，春秋时鲁国的曲池、成邑，汉时的渫城、隋时的汶阳县城。董大城的建城时间应在殷商时期，春秋时，由于鲁国最主要的外部威胁来自北方的齐国，故距鲁城北面不远的董大城成为鲁国对付齐国的最主要的门户，成为鲁国最重要的军屯之所。

董大城西北约20华里处，位于凤凰山上有凤凰城。1986年被列为曲阜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文字描述如下：

凤凰城址，位于吴村镇王林村北山上，相传为宋代名将呼延庆屯兵所建，现只存城墙基址。查阅文献资料，清乾隆版《曲阜县志》记载：“吴王城在九山之颠，或云吴起所筑也。”

2004年至今，我们多次前往凤凰城址调查，凤凰山地势险要，城墙沿山顶的悬崖峭壁而建，逶迤数公里，从山麓到山顶，到处有磨盘、堆砌石墙的痕迹。可见早年的凤凰城是一处军事防御性质的建筑。

对照前人所说的“吴王城”或者“呼延庆屯兵处”，我们感觉此两说都很牵强。“吴王城”的说法大概来源于吴起“杀妻拜将”的传说。《史记》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娶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吴王城”的传说盖缘于这段史实。但查阅魏史中有关吴起的资料，发现吴起拒齐发生于公元前410年，并且交战双方所用的均为战车，战争时间也很短，大约不到半天功夫就分出了胜负。战车作战不可能在山势陡峭的凤凰山一带，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吴王城”之说可以基本放弃。至于“呼延庆屯兵处”则更是缺乏史料证据。呼延庆的故事因一部《呼家将》而享誉中国，如同穆桂英的传说，其传闻、遗迹遍布于中国各地。因而“呼延庆屯兵处”之说纯属附会。

那么凤凰城究竟是何时、出于什么目的而建的呢？《曲阜地名志》记载：“1970年在凤凰城一带挖出青铜质箭头及人骨无数，有的骨头上还带有箭头、匕首等”。凤凰山南面濒临的九山，《曲阜地名志》也记载有：“近年在九山下掘土洞，发现许多人骨，有的头骨中插有箭头、匕首，还有青铜戈、矛、盾等，证明此地为古时战场，估计为鲁国军屯之所”；“峪口村北有九女堂北山，山上有平台。台上原有两口大钟，一铜一铁，大可合围”；“九山上有一个大石臼，舂米用”等等。

综合实地考察和文字记载，凤凰山、九山一带，在先秦时期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是无疑的。如我们把凤凰城与董大城结合起来看，就会有新的发现，凤凰城与董大城之间是平阔的谷地，是齐鲁交往的必经之路。董大城位于地势开阔的谷地上，凤凰城则位于地势险要的山顶，从凤凰城放眼望去，董大城一览无余，如从董大城的角度，凤凰城也看得很清楚。并且凤凰城位于山顶，放眼北望，一直能看到泰山。假设齐军来犯，凤凰城的戍卒很快就能发现，如果放以狼烟等信号，董大城的守军立刻就可以看见，很快就能做出御敌的准备。并且从董大城再放狼烟等信号，鲁城之内也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齐鲁对峙的春秋战国年间，凤凰城是一个瞭望哨，有少量戍卒驻守，董大城则是鲁国军屯重地，担负着歼敌保护鲁国国都的重任，有大量鲁国军队驻守于此，鲁城则是最后一道防线。董大城·凤凰城·鲁城，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其目的就是防御齐军，保护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