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 “石婆婆”画像石刻考略

2008年初夏，我们在南辛镇彭庄，发现一块当地村民称之为“石婆婆”的石刻画像。
该石刻画像位于村东一乡村路边，部分埋入地下，暴露地面部分高0.9米，宽0.7米，厚0.2米。由于年代久远，及明显的人为原因，石刻边沿遭外力打击造成部分残损。画面人物面部由于长期的抚摸而模糊不清，乍看似一身着裙装女性造型，故而当地村民俗称“石婆婆”。具体雕刻年代及原来位置皆不详尽，但当地村民对其十分迷信、崇拜，呵护有加。让其娇儿乖女认“石婆婆”为干娘，祈求保佑消灾、祛病，一生平安幸福。每年除夕之夜、正月十五等传统节日，或孩子生日都前来祭拜，成为当地一道生动鲜明的民俗。
有关本地域的石物、画像崇拜由来已久，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及多种崇拜对象，如“石祖”、怪石、山体等。但并不是什么正宗的教义尊神，属不登大雅之堂的流派、民俗。用则信之，弃则不为，来去自由，自生自灭。但对“石婆婆”的崇信却较为普遍而持久，这是由于此信仰崇拜与生命的成长有着种种关联。这也与原始的自然崇拜有着一定的渊源，呈现出远古人类信仰迷茫的影子。历史上的战乱、自然灾害、疾病、社会生产力低下等因素，造成了儿童的成活率较低。看到自然界石头的坚韧，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加之有些石物或传说，或是巧合，附会了许多精灵怪异的人文因素，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石婆婆”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产生发展的。但这种信仰形式也有其随意性、从众性和不固定性，观其形，缘于因，不论其本，倒头便拜。其实是典型的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这也是为了与“命运”抗争的无奈之举。这类情况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留存迹象，有的地方是新雕刻的石婆婆，有的是利用出土的古代石刻雕像，而不管它是男是女，是文是武，常给“石婆婆”附会了种种传说，使其逐渐世俗化。
彭庄所谓“石婆婆”画像石质较差，做工略显粗糙。画面多为阴线刻，线条粗犷简洁，画面简繁有序，风格浑厚饱满。虽然面貌细部已模糊不清，但通体观察可分辨出画像为一身穿罩甲，一手持剑，另一胳膊抱搂着似小鹿状物的武士。中间衣摆以减地平雕加阴刻的手法刻有花卉，下部为铠甲，铠甲大部分被埋入地下。我们的第一感觉认为不可能是传说中的“石婆婆”，应为明代墓门门神的留存。
我们知道我国信奉门神的历史可谓久远，先秦时期《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皆有“门”，或立户，或立灶。可见自先秦以来，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崇拜门神。最早在典籍中出现“门神”二字的，是东汉郑玄（127—200年）为《礼记》所著的注释，在《礼记·丧大记》谓：“大夫之丧，将大殓，既铺绞︳酪隆＞至，主人迎，先入门右，巫上于门外，君释菜，祝（本意男巫，祭祀时主持祝告的人）先入升堂。”郑玄注曰：“君释菜，以礼礼门神也。”以上可知古代士大夫丧葬时，要有巫祝来做法事，首先要拜祭的是门神。门是人居环境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亦是阴阳两界的界隔，所以古人认为对门的礼仪是不可缺少的。并把这种礼仪上升到礼制贯穿于传统观念中。《黄帝宅经》载有：“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
关于民间的门神崇拜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愈来愈丰富、宽泛。门神的主要职能，是驱鬼辟邪，保佑平安。这种门神始于神荼（音中舒）、郁垒（音玉律）的称谓。他们本是神话人物，汉代颇为流行，认为他们有抓取魄力的神通能力。除了神荼、郁垒外，唐代又出现钟馗。元代出现了秦琼、尉迟恭，他俩是门神中的武门神，至今都被人们普遍信仰。随着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对门神的要求也不仅仅是辟邪免灾，还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功名利禄。至迟在明代，武士门神像上已增添了“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等器物图案，增加了祈福的功能。
从画像的着装再谈谈明代服饰。在明代，服饰、着装有着严格的规定，上至帝王下到庶民，都具有职业特点。据明代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中就有专门对武士着装的介绍，“罩甲”条有：“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带，皆戎服也。有织就金甲者，有纯绣、洒绣（即明代流行的洒线绣）、透风纱不等。”又明代李诩所著《戒庵漫笔》称：“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披襖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士大夫有服者。”此描述介绍是与画像服饰基本相像。
门神又分文、武两种。从现存明清已知武门神的人物造型上看，技法基本上是以一种固定的方式传承至今，其形象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衣着上有抱袍式和贯甲式两种。只是手持的兵器时有变化，明代以前大多是持刀或剑，到了清代以后兵器多为长柄金瓜（即长杆锤）或长柄刀。也有秦琼双手舞锏，尉迟恭使鞭的。还有骑式武门神和坐式武门神，但时期相对较晚。近期在江西省乐安县发现明代民居彩绘武门神画像，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可直观地赏析明代武门神的人物造型、服饰及绘画风格。
明代以及明代前后的石质武门神留存，大多是在墓葬中发现的。明代画像石葬具遗存极少，且以阴线刻居多，也有少量减地平雕或浅浮雕。为什么认为此石刻画像为明代墓葬遗存呢？除上述历史渊源外，还有以下缘由。其一，明代、清初石刻画像，已知现存河南内乡的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孔子画像碑和许昌明万历年间的关羽骑马画像碑，均为阴线刻。河南武陟木兰店出土的明万历年间的山水图碑及西安碑林藏明天顺年间的西方极乐世界图，同样是阴线刻。此外，河南武陟文庙的明万历年间的尊敬长上图碑、和睦乡里图碑以及藏于西安碑林的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关中八景图碑，主要采用阴线刻，局部辅以减地平雕。总体上看，阴线刻、局部辅以减地平雕是明代前后期一种普遍采用的雕刻技法。其二，墓门饰以门神，有其传统性。很多墓葬有彩绘门神，其功能是作为墓葬的守护神。据近期考古信息，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新校区内，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距今1400年的大型隋代墓葬。两扇墓石门均阴刻门神状的武士画像，右手握环手刀，左手持长缨穗的矛戈类兵器。河北保定曲阳县王处直（唐末、五代后梁时期的义武军节度使）墓内出土了一块长方形汉白玉石上浮雕的武士门神像。武士身着戎装，顶盔掼甲，怒目圆睁，立于牛身之上，肩和头部卧一凤凰，手握剑指向牛口中荷花。四川成都也在明代太监墓群内发现了持刀童子的门神像。这表明古墓前的翁仲石仪并没有完全取代秦汉墓葬内“俑”的护墓、陪墓功能，随着门神世俗化的宽泛性，也被合乎情理地运用到阴间。这样既可以不甚张扬，防止墓葬被盗，又符合传统礼制。其三，画像石刻所处地彭庄村位于南辛镇境西南边陲盘龙山之阴，属春秋时昌平乡之地，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明初，即有彭氏家族迁此定居立村，故名彭庄，隶属邹县。据清光绪版《邹县志》载：“彭御史墓在蟠龙山之阴彭庄迤东，其茔已没入民田，存华表：翁仲一角端一而已。”另村东玄帝山东南旧有游家林，相传其祖先于明初曾官至兵部尚书，林内原有石坊、石人、石兽等。此外，当地庙宇祠堂众多，有玄帝庙、土地庙、玉皇庙、山神庙及家祠等，文化遗存丰富。
综合该石刻画像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及画像整体造型、服饰特点、雕刻风格分析判断，此石刻画像具有明代画风及雕刻特点，应为明代留存。通过画像的大小及明代贵族的丧葬礼俗来看，该画像是墓道门神更为准确，可惜，另一半画像佚失在历史的沧桑中。
总之，彭庄石刻画像的留存，作为“石婆婆”来看，为研究当地人们的宗教信仰、生存态势、民俗民风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作为“门神”石刻画像，在本地属首次发现，全国范围内也较为罕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绘画艺术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