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曲阜历史的印迹——元代碑刻“重修曲阜县廨记”随想

曲阜城东的旧县村，这片2平方公里古老、历经沧桑的土地，是一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留存着人类幼年足迹，充满着传奇的沃土。
上古时期这里曾拥有过多彩的辉煌，史传“三皇五帝”中的黄帝、少昊与这里有着渊源。《帝王世纪》载：“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史记正义》记：“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此地即为寿丘。还有“少昊”之陵、大汶口文化少昊陵遗址、景灵宫遗址、仙源县城遗址等。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曲阜工作队走进了旧县村，那残存的仙源县城城墙基址，破败护城河，向我们呈现着曾经拥有的过去。在对此地普查过程中，我们在一村民家中发现一通元代碑刻：“重修曲阜县廨记”。
该碑立于元至顺年间（1330年），碑通高 2.2米，宽0.8米，厚0.15米。19行，592字，魏体。较为详尽记录了县廨完全被毁于金乱之战的“治无完所”。中统三年（1262年）“创厅所，以聚民”，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创仪门，厨盖房数室”，再到皇庆元年（1312年）“莅政历岁绵以已皆新之正厅”。直到泰定丁卯年（1327年）“使人巍然有所瞻仰，甚为名邑之称”的过程，历经七十余载。落款为：济宁路曲阜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道僧 至顺改元冬孟上旬有□日前尉吏王居敬朱公政李伯直立。
此碑的发现对于了解、认知和研究本地元代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真实的实物资料。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境内宋、金、西夏诸政权之间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大统一，从世祖（忽必烈）1271年定国号为元算起，到1368年顺帝（妥欢贴睦尔）对全国的统治不过百年。
“重修曲阜县廨记”碑刻的留存发现，使我们不由地想起了此地始建城池的宋代。宋真宗时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一阵喧嚣，宋真宗崇信道教，奉黄帝为圣祖。据《曲阜县志》记载：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帝言轩辕黄帝降于延恩殿，谕群臣曰：“朕梦无尊命之日，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黄帝生寿丘，寿丘在曲阜，乃改曲阜为仙源，徙治寿丘。宋人张君房（官上书度支员外郎）在其《云笈七签序》中也自述了其事：“臣吏职霜台作稽之吏……冬十月，会圣祖天尊降延恩殿，儿真宗皇帝亲奉灵仪，躬承宝训，启绵鸿于帝系……”。由此看来真宗帝做了一梦无疑，他诚奉道教，竭力尽子孙之孝。于是，在寿丘前大兴土木，建起规模雄伟、崇宏壮丽、1300余楹的景灵宫观，供奉黄帝。又在寿丘处筑建了一新城，即：“仙源县城”。至此这里便成为曲阜有了文字记录已知的继周、汉鲁城之后的第三座古城池，同时此地也完成了一次脱变，以本地域政治中心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受宋王朝崇儒重道的影响，致使朝拜黄帝、少昊、周公、孔子的王侯大臣，儒道学士纷沓而至，络绎不绝，经济文化呈现空前繁荣，并对寿丘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杨奂《东游记》载：“由曲阜西复东行一里，入景灵废宫，观寿陵，陵避讳而改也。东北至亵丘，少昊葬所。寿陵、于宋时叠石而饰之也。前有白石像，为火爆裂。坛之石栏，穷工极巧，殆神鬼所刻也。”欲立“庆寿”碑及“无字碑”（俗称“万人愁碑”）。正当生机勃勃之时，钦宗靖康年间，金兵的铁碲踏碎了这里的安宁，摧毁了这里的繁荣。北宋王朝营建的县衙、宫观、庙宇等建筑及大批珍贵书籍史料付之一炬，化为乌有。欲立的无字碑，也是在这时刻弃之不顾没有完成而产生的。金统治了这块土地。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为证实自己的存在，又把“仙源县”改为曲阜。
这通碑刻的留存，唤醒着人们的记忆，它带着那时代的烙印，填充着历史的真实。反映了元代当时曲阜的社会历史现状，社会结构组成，历史信息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研究价值。
碑刻中的达鲁花赤，是元朝的官谓，元朝建立后，达鲁花赤的设置沿袭了下来，并普遍地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的位置上设置。
此时，达鲁花赤已经不是一种官职的名称，而是指代一类官职，即某部门的最高长官。路的达鲁花赤是正三品，散府的是正四品，与中央六部尚书同等，州的达鲁花赤由户口决定，大的是从四品，小的是从五品，县的达鲁花赤，大的是从六品，小的是从七品。这里的达鲁花赤最小也应为七品，但他却是这里的主宰。
元朝统治时期，可谓残暴、黑暗、不公正，它把人们分为四个等级。这是汉人较为黑暗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时期。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代统治者也是尊孔的，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七月“辛己，加封至圣文宣（孔子）为大城至圣文宣王”；至大二年（1309年）正月“丙午，定制大至圣文宣王，春秋二丁释奠用太牢”；至正十年（1350年）曾重修景灵宫（后又毁于兵火）。这也说明了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元代的统治者，它虽然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以家族为核心的地方自治制度。
据明代人费宏（字子允，号东湖，1468～1535年）著《城阙里记》记载：“阙里与曲阜相去十里，故皆无城，而阙里尤为孤旷，守望无所恃焉。”可看出当时鲁城与县城一带的凄惨和荒凉，同时也说明了此时的仙源县城业已颓圮。
明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攻占了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使孔庙遭到了严重破坏。于是，正德八年（1513年）又在周鲁城西南一隅始建新城，以“移城卫庙”。嘉靖元年（1522年）落成，这就是现在的明故城，曲阜的第四座古代城池。至此，仙源旧城废之，逐名旧县。
旧县古城作为本地的统治中心，在历史的风雨中退出了，成为一古城旧址。钟楼、县廨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她就像一个破败的历史舞台，留存着许多珍贵的文化元素、文物资源。这块元代碑刻镌写着历史的点滴，就是这里的一个小小注脚，向人们昭示着、诉说着过去的辉煌与屈辱。诞生之初的它凝重地环视着这茫然的土地，被无声地镶嵌在曲阜历史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