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为学习遗产推陈出新

著名作家、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郑振铎（1898—1958），新中国成立时已任全国政协文教组长、文化部文物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仍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直至因公殉职。《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夏鼐先生曾引述他组建文物局时的来信：“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还高度评价他“领导全国保护祖国文物的工作”，“九年来全力从事，辛勤策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郑振铎全力行政，策划众多，成绩巨大，然而他本人更重视的，便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创建。他曾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发表谈话并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

“1000个”与“6800个”

可佐证的是郑尔康在《我的父亲郑振铎》（2006年）一书中的回忆：“在距他牺牲之前不久的日子里，父亲还曾专门就在基本建设中如何保护古迹名胜与保护北京的城墙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做了详细的陈述。毛主席听后，当即笑着对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表示可以让他在全国列出1000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问他是否满意？他当时并未点头，这表示了他觉得‘1000个’太少了的意思。而当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尽可能不拆北京城墙的意见，并表示，要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将此精神下达给北京市时，父亲欣然地点了头。”郑振铎与毛主席的交谈可能发生于1958年9月5、6、8日，据陈福康整理的《郑振铎日记全编》，他曾至中南海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讲话。

“1000个”非空穴来风，是指大型的。王冶秋的《文物局“务虚”小结》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其中五年规划要点有一说：“全国性的大型文物保护单位如瑞金、延安等革命遗址；敦煌、龙门、云冈、佛光寺、赵州桥等古代著名建筑物；安阳殷墟、西安丰镐遗址等重要物质文化遗存约一千处做到有计划地保护、维修、整理、研究，按照长期规划分年实施；有的经过有计划的发掘，取得资料以后，只保留必要的点。”

郑振铎的理想，恐怕要超过7000个呢！他的《党和政府是如何保护文物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刊于1957年7月《人民日报》：“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各省、市所调查并经省、市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共六千七百二十六个，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乃至上万个项目。像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目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像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这个书面发言表明，郑振铎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整体数量十分重视，而且对大型者及其项目构成，考虑得比较具体。

对一些外国的情况，郑振铎早有了解。如1957年访问保加利亚时当地人介绍：“登记的文物单位有6800个。均属于考古、建筑、历史、人文学、艺术等范围。且也将自然风景包含在内。尚有一万多个古坟（托拉基）及居住区土丘未计在内。”得知这个数字，他当然会深受刺激！

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

现所知，首次出现“文物保护单位”词组的文献，应是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史迹进行普遍调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应该首先就已知的重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地区和重要革命遗迹、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碑碣等，在本通知到达后两个月内提出保护单位名单，报省（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先行公布，并且通知县、乡，做出标志，加以保护。然后将名单上报文化部汇总审核，并且在普查中逐步补充，分批分期地由文化部报告国务院批准，置于国家保护之列。被确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由文化部进行登记，颁发执照，交由当地人民委员会负责保管。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本社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负有保护的责任。”从此，法定“文物”一词，包括了文物保护单位，也明确了包括的“地区”。

“就已知的”“本通知到达后两个月内提出保护单位名单”，“并且在普查中逐步补充”，应就是1957年“共六千七百二十六个”的基础。此期间也存在问题，促使郑振铎就严重破坏文物事件发表谈话。在明确“根本性”之后，他紧接着说道：“现在已有很多省市陆续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但是还有八个省市还没有正式公布，希望尽快完成公布手续；在名单以内的文物当然要坚决保护，名单以外的也希望进一步调查研究予以补充，把所有应该保护的文物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

补充名单，把已知的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即文物保护单位的全覆盖。当时的“两重两利”方针，应无只公布少量名单的意思。郑振铎曾讲道：“需要和力量之间，相距得很远”。“文化部订出一个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来，这是必要的，这是把干部的力量使用在最必需的地方”。这也应是他当年反对发掘帝陵的主要原因。

坚决保护的名单

“坚决保护的名单”这个用语出现在“文物保护单位”之前，首见郑振铎1953年科普讲座“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其中提到“譬如郑州，过去是不在坚决保护的名单上的”。可见，之前确已有个“名单”，不止古建筑目录。这表明，名单产生是主动作为，是政府自上而下为主的行政。直到现在的《文物保护法》，还保留着这个意思，即不论是否省、市、县级，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可以“直接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就是名单，是调查便可以得到的结果。郑振铎1950年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的《一年来的文物工作》中提到：“调查是‘了解’的第一阶段”，已“派了好几个调查队”去调查“文物古迹”和“古代建筑物”的现状。“这种‘了解’是十分重要的。”

对名单的要求过于严苛，不合情理，也不合法，或许是源自一种对“评优选先”从严控制的片面考虑，不懂得坚决保护也包括继续了解，只有“开出名单”才能保障下一阶段的了解。这正像1990年国际《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所提示的：“即使是表面的知识也能构成保护措施的起点”。

应该特别注意的地区

“应该特别注意的地区”这个用语也出现在“文物保护单位”之前。还是在1953年科普讲座时，郑振铎说：“这里不能列举许多重要、应该特别注意的地区的名单，但万分重要的地区”可谈一谈。“先讲有极丰富的埋藏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地区。凡是今天人口密聚的城市，往往是古代都邑所在，最容易发现古遗址和古墓葬。”再谈地面上的，“这些地区的范围更广大了，开出名单来要比上面提到的多出好几倍。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名胜古迹，都有它的古塔、古庙、古碑碣。所谓‘十景’、‘八景’，几乎到处都有。最应该注意的地区，首先是北京，那是古代建筑物最多，而且最完整，自成体系的一个地方，必须仔仔细细地研究出一个具体的保护、保存的计划出来；应当把古建筑组织在新的都市计划之内，研究如何利用古建筑物来丰富首都的新计划的内容，而不使它们成为新计划的障碍物。”

对“地区”的保护，科普讲座已指出，“在那些有重要的古迹和地面文物的地区，必须避免在那些古迹和地面文物所在地点兴工动土。”转年在《人民日报》他进一步指出：“不能有二的极重要的古代和中古的文化遗址，可以提供出不少历史上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必须坚决的加以保存、保护，即使在发掘了之后——需要极精心在意的发掘清理工作——也还需要把这些地区保留下来”，“它们的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就是古代和中古的计划都市的生动的具体的例证”。前述全国基建工作会议上，他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国是一个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并强调，“我国的地下确是‘无地无宝藏’。那些一处处的历代物质文化遗存，往往足以当得起‘地下博物馆’之称。有哪个国家有我们那末丰富的东西呢？”这可以说是郑振铎对“中国特色”的一个基本判断。

对“地区”保护的认识，郑振铎确实比较超前。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提出《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定义为“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这一著名的“内罗毕建议”也有对考古的强调，但至今在我国未能受到重视。历史名城、街区、村镇的规划多排斥考古，考古也往往不把古遗址的晚近遗存当回事。

以文物“应有的地位”

“一切历代”的文物“究竟有什么用处”？郑振铎几乎大半生都在解答这个问题。1928年他著作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谢辰生先生称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全面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著述”。该书自序的标题即“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1950年10月1日，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以给“古董”以新的生命为标题，再次发出呼吁。

“果真是与人民生活无关，与实际工作不发生联系么？”郑振铎认为，给“古董”以新的生命，“就是使它复活起来，积极的表现其功用，使它能够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继而回答：文物“不单说明它们所从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同时，也活生生的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从它们那里，可以解答了许多的中国历史上的疑题。如果给它们以应有的地位，它们便会重新放射出光芒万丈的新的生命和新的光彩出来”。

让文物“活起来”，原来一直是郑振铎的志愿，但同时他也提出了问题：要给文物以什么“应有的地位”？也许他已经做出自己满意的回答。在发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谈话的时候，他最后说道：“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

现代社会保护文物的意义和作用，究竟是什么？应给以什么重要地位？历来学者中，或许只有郑振铎的这一概括最贴切，一语道出——文物是当代也是后代用来推陈出新和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学习和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创新与凝聚力的不竭源泉。而创新力与凝聚力，正是人类得以维系生存和发展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根本力量。于是，“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才成为了“带有根本性的工作”。因为，可以同时获取这两个根本力量的唯一途径，也许就只有学习、保护大地上下的文化遗产。

未得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公布，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走”了。郑尔康很遗憾，他的父亲再没有回到“在北京的最后”寓所，“令他十分满意”的宝产胡同25号。但时过境未迁，郑振铎的文物行政学说，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回味无穷。

（《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1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