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研究

摘要: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是广博多元的。《徙戎论》尖锐地指出民族矛盾将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王通打破了儒家以种族论正统的传统,转以王道与民心所向作为正统的标准,而不分种族出身。唐儒则把儒家民族思想引向文化层面的儒佛之争,最终逐步消解了华夏文化中心论。这些思想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并在今后思想发展申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夷夏
　　
　　
　　魏晋南北朝隋唐虽是儒家文化处于低谷衰落的一个时期,但不代表具体在民族思想方面也毫无建树。相反,这一时期由于是我国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的时期,且经常处于群雄割据、汉族与少数民族所建政权鼎立并存的状态,因此,注定了儒家民族思想在这一时期有着巨大的飞跃与提升,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与研究。
　　
　　一、江统及其《徙戎论》
　　
　　江统,字应元,西晋末年人,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时,匈奴、鲜卑、氐、羌等族不断内迁,并在归附的名义下,大批进入中原,与当地汉族杂居。由于文化习俗及民族利益诉求的差异,人居内地的少数民族时常与汉族政权发生冲突,如: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公元296年夏,其弟郝度元又起兵反晋;同年八月,氐族首领齐万年又率领氐、羌人民,进围泾阳,并威慑关中。为防患计,江统作《徙戎论》上奏给皇帝,要求将人居中原的少数民族迂回他们原来居住地。不使华夷混居。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历史传统。由于长期处于生产力发展的较高水平,华夏族一直居住在中原这块沃土上,少数民族则居住在周边偏远的地方,因此,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华夏居中,戎、狄、蛮、夷居边的“五方格局”。这种居住格局至少确立于西周时期,甚至早在夏朝就已成型。根据这种历史传统,江统说:“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古以来,戎、狄、蛮、夷就居住在与“中国壤断土隔”的偏远地区,互不侵犯,所以,古代有道的天子只会防备“四夷”,而不会让他们进入中原与华夏混居。
　　2、夷狄与华夏的文化差异。伴随着居住地域不同而来的就是民族风俗习惯及其文化的差异,这是民族身份识别的根基。如江统说:“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从不同的语言、货币、风俗制度就可以判断出华夏与夷狄完全是不同的族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民族差别在其来看完全代表着民族品格的差距。他认为:夷狄生性“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华夏族则为礼仪之邦、衣冠之乡,有着高贵的仁义道德品质。因此。华夏与夷狄不应同处,如同君子与小人不可以混淆一样。
　　3、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所以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兴衰总与民族冲突相为表里,夷狄进驻中原往往就是典型的标志。对此,江统了解得非常清晰。他说:“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酆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在历史上,西周灭亡于犬戎的入侵,秦因惨败于姜戎而失去中原霸主的地位,齐、宋、邢、卫又曾因长期饱受陆浑、阴戎等夷狄的侵犯之苦而岌岌可危,所以,如果让夷狄全部进驻中原,那么华夏诸国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但遗憾的是,后代的中原君主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往往因一时之利主动允许夷狄入居中原,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自汉至魏晋战乱迭起的原因。因此,为了避免历史再次重演,江统要求把人居中原的夷狄迁会原居地。
　　在江统上奏《徙戎论》后。“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这说明江统的民族思想虽有偏颇保守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至少他已经看到了,自西周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此后。由于民族的迁移,中央朝廷的屯田、戍边等政策,逐渐形成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杂居的分布状态。这既有利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增加了引爆民族矛盾的几率。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中趋利避害,确实是一个让人难解的问题。
　　
　　二、“夷狄之德,黎民怀之”
　　
　　西晋灭亡后,中国就进入了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为更好地融人华夏、适应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纷纷利用儒家文化改造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儒家文化不再仅仅是华夏的儒家文化,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儒家文化。这种情势必然推动儒家在民族思想方面逐步走向开明包容,直至提出“夷狄之德,黎民怀之”的思想。其代表者即是隋代大儒王通。他说:“天命不于长,惟归有德。夷狄之德,黎民怀之。”意即是,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根据是否有德性是否有行王道这个标准而授予君王的位置。无论华夏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实行“仁政”、践履王道就会得到民众的认同与归附。长期以来,儒家都提倡一种华夏“正统”的观念,认为只有华夏族才有资格统治中原乃至天下,少数民族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否则,即视为不顺“天命”的乱臣贼子。如董仲舒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三统说”是董仲舒最独特的历史观。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以承天命,获得统治天下的合法权。但这种权利只能属于中原诸夏之国,夷狄之国是没有资格的,夷狄只能在中国的统治下。但实际情况是,华夏君主并不一定都个个都顺应天命,爱民如子,有时他们的残暴比夷狄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一些少数民族的英明领袖更体现了天命,如前燕的慕容魔、前秦的符坚,中原民众在他们的领导下反而生活的更滋润。这种刺眼的现实必然逼迫儒家改变自己以种族论天命的传统。当时,有人问“符坚是不是晋朝的乱臣贼子”,王通义正言辞地回答道:“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晋朝统治者荒淫无度,只想着争权夺利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这种君主又何必让符坚、王猛这样有才华的人因愚忠而殉葬呢!这才叫真正的“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之举措:“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他又以热情的言辞歌颂了北魏孝文帝:“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魏孝文帝雄才大略,为顺应时势毅然放弃本民族的传统而恭行儒教,广施仁义,惠及百姓,“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而那些偏安一隅、只图享乐的南朝小国之君主不正是不仁不义的夷狄:“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叫。相应,对那些顺应天命、愿意归顺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文人,王通也不鄙弃甚至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如前秦符坚最重要的谋臣王猛,“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可见,王通打破了华贵夷贱的传统观念,认为华夏的兴衰并不一定要寄托在汉族身上,少数民族也可以为中原华夏带来一个安定团结的大治世界,其实历史的选择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汉族正统论。
　　
　　三、儒佛之争:夷夏之辨的新形态
　　
　　按儒家的民族观,文化是华夏与夷狄相区别的根本标准,因此,儒家一直很关切华夏文化与文明的延续与统一问题。而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并开始兴盛的时期,这种外来的夷狄之教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迅速赢得了大批信徒,直接威胁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礼乐文化的正统地位。它迫使儒家民族思想开始转向文化层面的论争。
　　早在南朝刘宋时期,顾欢就曾著《夷夏论)以明佛教之与华夏的利害关系。认为佛教违背华夏礼俗,不适宜为华夏族所信仰,若要强行信奉,犹“车可涉川,舟可行陆”。唐代大儒韩愈则更明确地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Cu0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于礼义教化的流行,现在,佛教思想如果广泛传播甚至地位压过了儒教,那么整个中国都将沦陷为夷狄。公元819年,笃信佛教的唐宪宗恭迎佛骨人官,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反对。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噫在说明佛教教义与中华伦理有着根本冲突。因此,佛教盛行将在根基上动摇国家的统治。他甚至借助历史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自汉代始,中国君主开始信奉佛教,原本指望依此能延续国运,但从事实上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说明笃信佛教确实是一件不明智之举,他的学生李翱也站在严夷夏之防的立场上“辟佛”:“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庄周言所详矣,其余则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于中国,则其为作也必异于是,况驱中国之人举行其术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存有所养,死有所归,生物有道,费之有节,……不知其心无害为君子,而溺于其教者。以夷狄之风而变于诸夏,祸之大者也,其不为戎也,幸矣。”又说:吁L子述(易)、定<礼)(乐)、删<诗)、序《书)、作<春秋),圣人也。奋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则夷狄之人也。”叫可见,韩愈与李翱虽在文化层面为少数民族融人华夏提供了一个缺口,认为只要认同华夏文化即可归属为华夏族群,但反对华夏向少数民族学习,更反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坚持只能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作为夷夏评判的标准。
　　实际上,自东汉传人开始,佛教就积极地与中土固有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与梵土迥异的中国佛教。它不仅在伦理纲常、心性修养方面与儒家文化没有本质冲突,反而能在某些方面能弥补儒家文化的缺陷。这导致另外一些儒家学者不支持韩、李不分是非的“辟佛”,主张在一定层面上吸收佛教思想来充实儒家文化,如柳宗元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pq对韩、李从种族角度盲目排斥佛教的行为,柳宗元也十分反感:“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所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日:‘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叫从历史看,儒学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对其他文化的借鉴与利用,如汉儒扬雄就是在吸收了道、法、墨诸家思想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因此,儒家吸收和借鉴佛教思想又有何不可?不能仅仅因为佛教是夷狄人开创的,就盲目排斥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夷狄同样出现过贤人,如季札、由余,汉族也不全是善人,也诞生过像恶来、盗跖之类的大恶人,所以只从种族出身就妄断一种思想的是非高低无疑不是客观公正的。尽管佛教“无夫妇父子”与中华伦理冲突,但不代表在其他方面就没有有价值的内容:“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p1自儒独尊后,儒家文人越来越浮躁,专务仕宦之途,不及真实的德性修养,而佛教历来强调心性,主倡人遗失外在功利,以恬淡惬意为真,这正好能克服儒学偏外发展的弊端。
　　文化历来是儒家夷夏之辨的根本。在以往,由于夷狄文化与华夏相比,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所以华夏文化一直是夷狄效仿和学习的标榜。这自然就形成了华夏族对自身文化极度自信的心理。随着佛教的传人,这份特有的文化孤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夷狄文化不仅不再粗俗低级,反而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征服了一大批华夏信徒,作为华夏文化根底的儒家文化却逐渐被人漠视乃至边缘化。面对文化危机,韩愈、李翱选择了排斥以求文化自保,而柳宗元选择了融合,要把佛教中积极合理的内容吸收到儒学中来,这不仅为儒学自身发展开辟了新空间,也消解了夷夏之辨中的华夏文化中心论,以后在分辨夷夏时,华夏文化不应再是惟一标准。
　　综合上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是广博多元的。(徙戎论)尖锐地指出民族矛盾将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王通打破了儒家以种族论正统的传统,转以王道与民心所向作为正统的标准,而不分种族出身。唐儒则把儒家民族思想引向文化层面的儒佛之争,最终逐步消解了华夏文化中心论,这些思想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并在今后思想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来源：《船山学刊》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