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接力——从孔庙的配享从祀看儒学的传承与流变

曲阜市文物旅游局 孔德平 杨金泉

中国是唯一一个主体文化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世界文明古国，构成这主体文化核心的就是儒家文明，站在大历史的视角，看待儒学的传承与流变，犹如审视历史的接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步伐和流动的脉络。而孔庙的配享从祀，恰如一个缩影，给我们一个具体而微的文化时空，去探寻儒学的传承和流变及其折射出的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

如果我们把孔庙当作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可以说，孔庙的配享从祀就是这一文化现象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内容之一。说到孔庙，人们似乎更习惯于也更热衷于谈论它的建筑、它的展陈、它的祭祀礼乐等等，总之是些具体可见的有形的东西。当然，所谓“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谈“器”容易，说“道”难，避难趋易，弃玄就实，不失为一种治学的方法。不过，我们更应该知道，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文以载道”，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全国孔庙保护协会”也已成立16个年头了，作为从事孔庙保护与研究全国性的权威民间社团组织，我们的重心应该从“器”的层面不断提升到“道”的层面，自觉担负起应有的弘道使命，这是儒家的传统，也是一切孔庙文化的应有之义。

从周公到孔夫子说起

《史记》将中国文明的上限截止于轩辕黄帝，推演至今5000年左右，所以我们习惯说“5000年中华文明”，但近现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华文明至少可以远推至8000——10000年前，更有认为从《易经》、《山海经》这类古书遗留的信息看，也许是人类上茬文明的残留，这类书被称为《失落的天书》，如依此上推，则今日中华文明之源头何止距今几千几万年！不管中华文明源头之说究竟如何，夏商周三代是公认的，基本有据可查、有物可考、有年可纪的。二十世纪末，我国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将通常认为有最早确切纪年的“共和行政”之年——公元前841年，往前拓展到武王伐纣之年即公元前1046年。武王革命造了商纣王的反，开创了周人王朝，据认为“革命”一词最早即从此而来。中国“革命传统”之悠久，举世无双，近代以来之中国更是堪称“革命”之国、战乱之国，灾难之国，我们以革命兴，又几乎以革命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获得了新中国的诞生，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几乎断送了中国。审视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总是成也革命，败也革命，而每一次的革命成败，都直接关乎着国家命运生死存亡、民族文化的剧烈嬗变。周人革命的成功，造就了一个文明新时代，也造就了这个新文明时代的重要奠基者、开创者姬旦——后人尊称“周公”。作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公在推翻商纣的革命过程中，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而他更伟大的贡献是在周定鼎之初，辅佐成王，作为实际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周朝天下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这些制度的核心就是礼乐文明。周公制礼作乐，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同时也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华民族礼乐文化的基本格局。孔子儒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孔子述而不作，他所传授弟子的六经，几乎都是他自己整理的历史文献，六经是孔子教育弟子的自选教材，也是中国早期文献的整理汇编。

圣人无常师，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而孔子终身敬仰的老师则是500年前的周公，也可以说周公就是孔子私淑的老师，《论语》里，孔子直言梦周公，从不隐讳自己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推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周公是鲁国的开国封君，鲁国太庙的主神，孔子是鲁国的臣民，孔子年轻时，“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篇》），可见孔子对周公的尊崇由来有自。“私淑”老师的故事，也同样发生在孟子身上。孟子坦承“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篇下》），孟子没有见过孔子，因为孟子晚孔子100多年，但孟子私淑孔子为老师。所谓私淑老师，就是自认为是他的弟子，自觉接受他的思想和教义，哪怕师生并不在同一时代甚至相隔几百年之久，但这并不影响这种传承。特别是这种文明史上代表人物的传承关系，孟子更把它上升为一种道统的延续，《孟子·滕文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500年必有圣人出，从周公到孔子恰好500年左右，而周公再上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下及孔子，构成一个完整的上古道统体系，这一道统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是对儒家的传承与发展关系重大。汉儒董仲舒试图用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构筑一个新的道统体系，比如秦朝替代了周朝，汉朝又替代了秦朝，正是因应了水克火、土克水，认为周五行属火，火为赤，是赤统，秦五行属水，水为黑，是黑统，水克火，秦代周，也是黑统取代赤统，而汉灭秦，汉五行属土，土克火，土为黄，是黄统取代黑统，如此云云。董仲舒试图从五行的相生相克理论中构筑一套解释皇朝替换的理论依据，从天人感应中，寻找人世变迁的答案，但这必然造成神秘主义的倾向，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子罕言天命的一惯思想相背离。所以，这种水木金火土、黑青白赤黄的五统轮回说，与孟子的道统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其影响亦远不及孟子的道统说，特别是孟子道统说经唐朝韩愈大张旗鼓倡导后，更成为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标杆。韩愈在他著名的文章《原道》篇里讲到中国的道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亦明，而其为教易行也。”韩愈几乎重申了孟子的道统观，只是在孔子之后追加了孟子而已，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从孔子本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孟子的“道统说”的提出再到韩愈的倡导，儒家道统的形成和确认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文明具有深刻的影响，道统即为正统、正宗，凡此道统之外的即为旁门左道歪理邪说，凡属道统之内的，就该坚守信仰，不可动摇。《中庸》开篇：“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孔子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从周公到孔子，中华文明的道统由此确立并因此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所以，我们探讨中华文明的传承，不能不讲周公和孔子，只知孔子而不知周公，对孔子也难以真知。

事实上，在唐朝以前，周公往往与孔子是并提的，甚至周公的影响大于孔子，孔子只是周公的配副，即使在教育界。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冬十月，皇帝率群臣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周公和孔子，牲用犬。这是关于国学与郡县祀孔子的最早记载，孔子是作为周公配享的角色出现的。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诏令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岁时致祭。《贞观政要·崇儒学》：“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在公元628年之前，在中央政府的最高学堂中，周公是作为先圣受到顶礼膜拜的，孔子只是作为周公的配角以先师受礼拜，正如此后的颜子之相对于孔子一般。

上则记载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就是在国学中建孔子庙堂的起始年代，历史上之所以能遗留下这么众多的孔庙，唐太宗功不可没。除了贞观二年的这个诏令首创国学建孔子庙堂之外，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还有一道诏令，指示全国各州县学设孔子庙，由此孔子庙才从曲阜祖庭走向全国，并在此后出现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历史上深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国家，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自成体系的孔庙文化现象。而从唐太宗的两道诏令看，从国家最高学府国学到府学县学等，庙学合一是其内在的统一，所以，孔庙最通用的名称是“文庙”，是官方的名副其实的传播文明的庙堂，这也是孔庙最重要的历史角色。由此可见，孔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是道统的承载者，是正统文化的象征。天下名山僧占半，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注意到，佛教寺庙及道观大多建在远离市区的偏远之地，而孔庙都在当地旧城区的中心地带，而且也往往是当地礼制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建筑物，由此可以推知孔庙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显著地位。顺便说一句，当今的一些地方旧城的改造，如果能发掘原有孔庙的历史文化价值，必能展现别样的风采。

本文所要阐述的是从孔庙的配享从祀的现象中，探索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当然，这里主要是从中央政府认可并推行的孔庙配享从祀制度来分析，它源于曲阜祖庭孔庙，但也有别于曲阜祖庭孔庙，因为曲阜祖庭孔庙最初是以家庙的形式存在的，即使到晚清也依然是国庙与家庙的双重特征，这种特征是全国众多孔庙中唯一的。尽管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就开始立先师庙于太学，但严格意义上将孔庙上升到国家礼制庙宇的层面并推广到全国，实始于唐代。从孔子配周公，到孔子升为先圣，颜子配孔子，唐贞观年间是个重要的转折和发端。从此以孔子为主神的孔庙，其配享从祀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更是给我们展示了文明传承中的一幕幕历史画卷。

孔子的衣钵传人和先贤弟子

孔子去世后，在众弟子中，谁堪称是儒家学派的衣钵传人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看与孔子同时代的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导师在自身衣钵传承上所体现的不同特点。“衣钵传人”原本就是佛家的说法，那么就先说佛家，佛祖几乎与孔子同一时代，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佛教经典也都是后人的整理和发挥，佛教等级分明，根据修行觉悟的程度可以分为佛、菩萨、罗汉、比丘等，那么到底佛祖之后，哪位弟子成为他的衣钵传人呢？可以说没有一个！因为弟子的最高等级只能修行到菩萨的层面，能全面继承并发扬佛祖思想的还没有一个够得上这个标准。佛祖之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弟子是迦叶和阿难，后来佛家山头众多，小乘、大乘、秘宗并盛，各有所宗，万法归佛，而各派的衣钵传承倒是严密可循，最著名者当然是禅宗祖师六祖慧能的故事，世人皆知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可谓一偈成名，慧能承接了五祖的衣钵成为正宗传人并开创了影响巨大的禅宗。但慧能也并不能作为佛祖的衣钵传人，只是达摩一派的传人而已，就是达摩也不能说是佛祖的传人。因为派系林立，各派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佛的正宗传人，充其量不过是得佛之一体而非全体。与孔子亦师亦友的老子，开创了道家，而道家的传承却有太多的传奇色彩，从老子到关尹子再到阳子居等等，最后到庄子可谓集大成，所以道家又称“老庄之道”，至于后来的道教，其实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与道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算不上是道家的传人。比孔子稍晚的墨家学派，他有“钜子”传承的规则，也就是墨子之后，众弟子中就会推出一个代表人物作为衣钵传人，称为“钜子”，墨家弟子都必须服从他，认可他，这是很类似于帮会式的衣钵传承制。而与墨子几乎同一时代的西方苏格拉底，他的传授方式相对松散，不过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两代著名学生为传人也基本为世人所认可。孔子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人，但到底谁是孔子的衣钵传人呢？最有希望的当然是颜回，可惜颜回比孔子去世早，所以，当孔子去世后，最有资格代表孔子的继承人却没有一个公认的结果，这从《论语》中，弟子子张、子夏、曾子等之间互相批评的记载不难看出，他们并不互相服气谁真的代表孔子思想的正宗，其实也只是各自得先师之一体而非全体，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已。据记载，弟子有若长相酷似孔子，所以，孔子死后，有若曾被一些弟子当作孔子传人来尊崇，可有若到底思想学问等不及老师，不久，就被弟子所否认。后世一般认为孔子的衣钵传承关系应该是：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孔子之孙孔伋（子思）、子思再传孟子，而宋儒朱熹等直追孟子，所以，朱熹也是孔子的衣钵传人。这一儒家的正宗传承谱系，实际上是宋儒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则影响至今，并决定了历史上孔庙配享从祀的人物选择和等级。

孔庙主神是孔子，配享从祀有三个等级，第一级“四配”，其次是“十二哲”，最后是东西两庑从祀的“先贤先儒”。四配十二哲人物都在大成殿，在孔子的两侧，越靠近孔子的越尊贵，即为“四配”，孔子东侧的是颜子、子思，西侧的是曾子、孟子，在颜子、子思的东侧从北往南分别是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曾子、孟子的西侧从北往南，分别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这四配十二哲共16位，除了孔子孙子子思、孟子和朱熹之外，另外13位都是孔子的入室弟子，而这13位中有10位都是《论语》中点评到的孔门四科中的十大弟子。《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另外三位是曾子（曾参）、有子（有若）、子张（颛孙师），这三位所以能有这样的配享地位，与他们在孔子之后对孔子学说的传承之功密不可分。曾子被认为是得孔子心传的衣钵传人，依据是《论语》里，孔子与曾子关于忠恕之道的对话具有某种心传的色彩，以及一些记载中的关于孔子传《孝经》于曾子，曾子又著《大学》，其实曾子在孔门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更主要的是对思孟学派的开创有先导之功。有子和子张，他们在孔子之后最初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有子，比如“礼之用，和为贵”，世人大多以为是孔子所说，其实是有子的名言。《论语》首篇第二章即是有子的一段：“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有子在《论语》中处于如此显要的位置，可以想象孔子之后有子的影响力之大。人们习惯于引用《韩非子·显学篇》关于孔子之后儒家流派的内容：“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好像由此就可以认定孔子之后儒家的八个流派，且不说这里所指的“颜氏、孟氏”是否就可以理解为颜回和孟子，就是这八派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如子游、子夏、曾子、有子都没有包括在内，而后来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恰恰是这些并非包括在八派之内的这几家。当然，不管孔子之后的儒家弟子是如何自立门户的，但儒家分流确实为后来的百家争鸣开创了历史先河，诸子百家的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但反过来也挑战了儒家自身存在的价值。《史记》将孟子和荀子合篇列入《孟子荀卿列传》，韩愈《读荀子》文中，有一个很精到的看法：“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藉藉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然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杨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醇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亦犹在轲、雄之间乎？…孟氏，醇之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前面已经援引了韩愈《原道》中关于孟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不难看出，韩愈在孔子之后对孟子的高度认可，这种认可对历史上把儒家学派概括为“孔孟之道”观念的形成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孟子确实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战国时期，百家竞起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夫子振臂高呼，捍卫儒家的旗帜，完整而全面地继承了孔子思想，丰富并开创性地将儒家学说发扬广大，以“性善、王道、仁政”的基本理念的孟夫子，以其无与伦比的“浩然正气”和“天下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不但在百家雄起时为儒家赢得了尊严，同时也为孔子之后儒家的整合和此后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正因为孟子中兴，儒学从孔子之后，再次成为显学并最后经董仲舒的改造而成为独尊的正统。所以，孟子在孔庙配享从祀中的地位，处于第一等级“四配之一”，只缘辈分较晚，位次于颜回之下，而孟子对于儒家的贡献进而也可以说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实为孔子之后的最伟大最显著者。儒家因孔子发端，至孟子而完成了伟大学说的构建，期间跨越200多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家学说是以孔孟为代表，包涵了颜子、曾子、有子、子夏、子路、子贡、子思、公孙丑、乐正子等众多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代表。也正因为这样集体的历史性的贡献，所以孔孟之外众弟子们拥有配享从祀的历史地位。四配十二哲，朱熹是例外，其他的都是先秦人物，1400多年后的朱熹能有这样的殊荣，当然是因为宋代理学对儒学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另一个高峰，而朱熹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朱熹也自认为是孔孟的正宗传人，自孟子到朱熹1400多年的儒学沉浮，因朱熹而大放异彩。也正因为韩愈发其先，宋儒随其后，对孟子的重新认识和推崇，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孔道辅为兖州太守，开始兴建孟子庙，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诏准封孟子为邹国公，在邹县东郭重立庙宇，七年，诏以孟子配享孔庙，位次颜子下。这是孟子配享孔子之始，比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幸鲁太牢祭祀孔子，颜回开始配享孔子，晚了近1300年。孟子被封为“亚圣”，是在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而颜子、曾子、子思被分别追封为“复圣”、“宗圣”、“述圣”则是在16年后，即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由于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特殊贡献，不但他自己配享于孔子之侧，他的著名弟子如公孙丑、乐正克等与孔子著名弟子并列于东西两庑，这一殊荣是其他四配人物所没有的。

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东巡路过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及72弟子，此后弟子从祀成为定制，从这一年算起，截至最后一次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大总统令追加两位先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为止，1847年间，孔庙里的配享从祀最终发展到四配十二哲、东西两庑先贤先儒156人，共计172人，是一个不断增加、调整和完备的严密的体系，也是中国最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其中孔门72弟子占一大半，这72弟子，历史上也因为考证其真伪而个别有变化。孔子弟子三千，不可一一详考，仅72弟子亦非逐个可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77人，《孔子家语·弟子解》也是77人，但相同者只有74人，不同的3人，如此共计80人。据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认为其他资料汇集看，似有17人也像是孔门弟子，合计就是97人。据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统计，《论语》中提及的孔门弟子有29位，29位中，个别的也只有其名而已。事迹记载较多的还是集中在大成殿里的四配十二哲里的人物，比如子贡、子路等，个性鲜明，事迹突出，虽然没有开创什么流派，却是孔门中最让人难忘的人物。

“照着说”、“接着说”，从经学看儒学

经学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晚清，贯穿2500年的历史。经学的发端起于儒学，经学的兴盛时期也正是儒学的兴盛时期，儒学在晚清的式微，也决定了经学的最后衰落。通过经学的发展脉络，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儒学的演变轨迹及其折射的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六经”、“五经”、“九经”、“十三经”之说，看得出数量上变化，但最初的“六经”是基础。所谓“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其实这些都是当年孔子为了教导学生所采用或自己编辑整理的教材，孔子之后，弟子们将孔子当年的教材当作经典看待，《乐经》在汉代已经消失，所以汉武帝只钦定五经，从汉武帝到宋神宗，历代帝王共钦定了十三部儒家经典，称为儒家“十三经”。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说：“陶潜《圣贤群辅录》云：‘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朱彝尊《经义考》云：‘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弟子们对六经各有侧重，对同一经典，所见亦不尽相同，其后世流传的脉络，有的清晰，有的不可寻，但经学肇始于孔门弟子当无疑。而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更是把经学上升到国家学术的最高层面加以制度上的保障，从此经学几乎取代了整个学术思想，学者们皓首穷经，从事于对经典风物的考据、文字的训诂解读，“发明章句”也是经学的一种，离经叛道等同于大逆不道，是断断不可允许的。经学维护了儒家的正统和纯洁，但也束缚了后人的自由思想和创新，所以，经学在历史上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在量变中质变，不可能有重大突变，即使中国历史经常的改朝换代，也没能在思想文化上带来巨变。从中国思想学术史看，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到近现代新文化运动之前，都一直在渐变中而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有个西方汉学者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一个汉代人在唐代活过来，并不会感觉思想观念的多少冲击，甚至再到明清时代也不会感觉时代的巨大差异。确实，我们从经学的角度分析，清朝的乾嘉考据学派与汉儒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宋代朱熹“发明章句”也不过是孔子弟子子夏“发明章句”的延续而已。朱熹自己一生心血都集中在《四书章句集注》上，他自己的著述反倒流传不广，也远不及这《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因为从元中期之后到明清，科举取士都是以朱注四书为标准内容的，而科举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又反过来强化了朱注在经学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对经学做一个通俗的比喻，那么基本上是两个类型的，一种是“照着说”，一种是“接着说”。“照着说”就是就经论经，纯粹的一种注解和风物的考据，比如对《论语》中提及的人物或事件加以考证说明，经典中的句读音训等，其本意是客观地解读或者说是全盘的直接的继承，比如明代陈士元的《论语类考》、清代惠栋的《论语古意》等，就属于此类。“接着说”是指对经典不仅仅局限在通读、读通的层面，而是要在经典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发挥，强调圣人的微言大义，这个“大义”部分，往往是经师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这种理解发挥可能符合经典的本意，但也很可能就是经师借圣人之言包装自己的思想，甚至打着捍卫经典的旗号，歪曲篡改圣人的本意。比如，孔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但没有说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照着说”的经师会这样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后天的学习和环境影响使人与人之间差异很大。而“接着说”的经师，如孟子就说“性善”，荀子就说“性恶”，宋儒又接着孟子的“性善”说是“性本善”，当下台湾的傅佩荣先生又为孟子作注，主张孟子之“性善”是“性向善”而不是“性本善”，当然更不是“性本恶”。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或接近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呢？只有任世人评说了。不过荀子的“性恶”说，到底还是出了偏差，弟子中竟然冒出了两个法家人物，韩非子和李斯，法家提倡杀伐决断，用势用术，与儒家德主刑辅、以道治天下的基本立场相背离，特别是李斯又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所以，尽管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先秦儒家中最有成就的也最有影响的一个，曾三次担任当时最有影响的“稷下学宫”主持人（称“祭酒”），却没有资格列入孔庙配享从祀的行列，更不用说他的弟子能像孟子的弟子那样被请进孔庙的东西两庑了。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代表了儒家的理想主义一派，而荀子则是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一派，但更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实际上是儒法兼用明儒暗法的历史。不过人类的共性似乎一再证明，理想主义的光辉毕竟比现实主义的严酷更符合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向往，因此仁者无敌、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理想之火总是永恒不息地照耀着一代又一代儒家士子前行的路。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总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总不能固步自封停留在“照着说”的层面，历史也证明，经学中，真正有影响和生命力的还是“接着说”。“接着说”最大的特点，是在注释阐发经典的过程中，不断加入符合当代需要的思想和精神，所谓“发明章句”就是这个道理。董仲舒为适应汉朝大一统的需求，把阴阳五行等一套理论杂糅到儒学经典解释中，并最后造就汉代《白虎通》中关于“三纲五常”的儒家新学说，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三纲无常”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最厉害的东西，而董仲舒推崇的《春秋公羊传》，又据此“接着说”为孔子的历史观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发展阶段，甚至说是孔子托古改制。以致2000多年后的康有为还接过董仲舒的话茬，大力推崇《春秋公羊传》，为戊戌变法寻找理论依据，说是孔子托古改制，其实是董仲舒和康有为打着孔子旗号要变革要改制而已。

从儒学发展的历程看，董仲舒的“接着说”是儒学的一次重大转变，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学术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变为独大的正统官学，从充满自由思辨精神的博大思想体系，变为“三纲五常”的条条框框，孔子被改造成通天教主一般，儒学在历史中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直到清末。董仲舒之所以没有在孔庙中进入四配或十二哲的层面，只是在西庑列在从祀先儒的地位，与他“接着说”却又说偏了不无关系。

董仲舒之后，“接着说”得最好的是朱熹，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在儒学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学，特别是佛学进入中国后，近千年的传播、碰撞和改造，儒释道思想的融和，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才风云际会应运而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发明四书章句，可以看出许多佛、道的痕迹，正是由于积极地吸收了佛、道的有益成分，宋儒在宇宙论和认识论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以政治伦理和人性修养为主要构成的儒学思想体系，使儒学从孟子之后，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今天我们有所谓“新儒家”的提法，一般是指近现代一些倡导儒家的人物，但真正历史上的“新儒家”是指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

回过头来，我们再细数孔庙里配享从祀的172位历史人物，除了孔孟弟子之外，都是著名的经师，几乎都是不但善于“照着说”而且长于“接着说”，说得有影响力的经师。正是一代代人对儒学的维护和“接着说”的勇气、智慧，使儒学犹如滔滔不绝的江河，沿途不断汇入新的支流，永远奔腾在历史的航道上，中华文明的主线也因此格外分明。

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文明传承的使命落到肩上，我们在瞻仰先师，缅怀先贤先儒们的同时，是否会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和沉思呢？

附：孔庙配享从祀的人物及排位

大成殿内：

孔 子

四配： 西 东

曾参 颜回

孟轲 孔伋

十二哲： 西 东

冉耕 闵损

宰予 冉雍

冉求 端木赐

言偃 仲由

颛孙师 卜商

朱熹 有若

两庑从祀先贤：

西庑（39人） 东庑（40人）

遽瑗 公孙侨

澹台灭明 林放

宓不齐 原宪

公冶长 南宫适

公皙哀 南瞿

高柴 漆雕开

樊须 司马耕

商泽 梁鳣

巫马施 冉儒

颜辛 伯虔

曹卹 冉季

公孙龙 漆雕徒父

秦商 漆雕哆

颜高 公西赤

壤驷赤 任不齐

石作蜀 公良孺

公夏首 公肩定

后处 鄡单

奚容蒧 罕父黑

颜祖 荣旂

句井疆 左人郢

秦祖 郑国

县成 原亢

公孙句兹 廉洁

燕伋 叔中会

乐欬 公西舆如

狄黑 邽巽

孔忠 陈亢

公西蒧 琴张

颜之仆 步叔乘

施之常 秦非

申枨 颜哙

左丘明 颜何

秦冉 县亶

公明仪 牧皮

公都子 乐正克

公孙丑 万章

张载 周敦颐

程颐 程颢

邵雍

两庑从祀先儒：

西庑（38人） 东庑（39人）

谷梁赤 公羊高

高堂生 伏胜

董仲舒 毛亨

刘德 孔安国

后苍 毛苌

许慎 杜子春

赵歧 郑康成

范宁 诸葛亮

陆贽 王通

范仲淹 韩愈

欧阳修 胡瑗

司马光 韩琦

游酢 杨时

吕大临 榭良佐

罗从彦 尹焞

李纲 胡安国

张栻 李侗

陆九渊 吕祖谦

陈淳 袁燮

真德秀 黄幹

蔡沈 辅广

魏了翁 何基

赵复 文天祥

金履祥 王柏

陆秀夫 刘因

许衢 陈澔

吴澄 方孝孺

许谦 薛瑄

曹端 胡居仁

陈献章 罗钦顺

蔡清 吕柟

王守仁 刘宗周

吕坤 孙奇逢

黄道周 黄宗羲

王夫之 张履祥

陆世仪 陆陇其

顾炎武 张伯行

李塨 汤斌

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