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两汉经学的发展与传承

《曲阜历史文物论丛》

济宁两汉文化内涵丰富，成就卓著，其中儒家学术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两汉四百年间，济宁经学繁盛，名儒辈出，学派林立，著述众多，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产生非凡的影响。然而岁月沧桑，学术历变，汉代地方儒学之盛况已久湮不彰。故本文钩稽史籍，探踪索隐，对济宁两汉儒学有关问题试作考论。以期抛砖引玉，推进济宁汉文化的深入研究。

一、济宁两汉儒学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济宁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在春秋时代诞生了我国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从孔子删订六经，聚众讲学起，儒家学派就建立起来了。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孟子继续发展了孔子学说，但由于孔孟儒学“拙于进取”，不适应诸侯争天下的环境，故没有受到各统治者的重视。后来儒学罹秦火而衰，然而，儒学生命力是秦火烧不尽的，在鲁地遂出现了“鲁壁藏书”，邹鲁儒生习诵儒家经书也从未禁绝。乃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攻楚到鲁(曲阜)，鲁地许多儒生还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对此，司马迁曾说，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司马迁亲临鲁地考察，还曾“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以致使他感慨万端，“抵回留之，不能去云”。从而发出“高山仰止……莫不折中于夫子”的赞叹。

孔孟思想对邹鲁之民风影响最大，司马迁曾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史记·货殖列传》）。班固也说：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汉书·地理志》）。由此可见，邹鲁以尚儒好学崇礼而著称，这些都是济宁汉代儒学赖以发展的基础。

汉初邹鲁等地的儒生们，除诵经习礼外，还努力提高儒家地位，用儒家学说给最高统治者施加影响，以求转变他们的统治思想。

沛公出生于邹鲁地区的南部，但“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即使当皇帝之后，也仍然带有蔑视儒家的粗言陋习，并且暴露出自己的思想认识根源。“陆贾时时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居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于是，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还有鲜明的一例，刘邦开始亲朝，臣下乱哄哄一团，秦博士鲁薛人叔孙通为刘邦制订了觐见礼仪，接受臣下朝拜，使刘邦尝到做皇帝的滋味，“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列传》）！正是在儒生们的引导、熏陶、鞭策和协助下，刘邦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了转变，起码从具有巩固现实统治的意义上认识到实行儒家治国方案的重要性。于是一改前嫌，让太子习儒。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路过曲阜，以最高的礼节“太牢”祭祀孔子，开了历代皇帝尊孔的先例。从此，当地地方官吏上任，首先要朝拜孔子，然后才去处理政务。标示着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在官方的尊崇中开始升高。

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允许民间讲习诗书，为儒家典籍的讲授传播开了绿灯，使之得以登上讲经之堂。文景二帝时的博士基本为儒生所囊括，他们进行历史的反思与总结，给最高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有“汉初第一儒”之称的贾谊，以史论、政论家的眼肖和胆识，用秦亡的历史教训论证孔子的思想优胜于法家，在著名的《过秦论》中，提出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通时变”、“仁义不施”，上疏“定制度，兴礼乐”，推动“尊儒抑法”思潮的发展，司马迁也称贾谊之言“善哉乎”！具有法家思想的晁错，也从皇帝之意投从伏生门下受《尚书》。与此先后，传《尚书》的济南伏生、传《鲁诗》的鲁申培公、传《韩诗》的燕韩婴、传《齐诗》的辕固生、传《礼》的鲁高堂生、传《易》的齐田何、传《春秋》的齐胡毋生和赵董仲舒等，也都在文景之时成为博士设立学官，可见武帝之前业已初具五经博士的基础和雏形了，并且跃跃欲试，干预政治，日益显耀社会和政坛，大有不可遏止之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那么，他同时也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单靠儒学的内在条件和儒生们的积极努力，要确立儒学为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远远不够的，最终还要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决策。

到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如日东升的汉家王朝新换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年方十七的汉武帝刘彻即位。他要变“无为”而“有为”，变寡欲为多欲、为强欲。当然对无为而治、清净寡欲的黄老之学不感兴趣，而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家学说不能不倍觉亲附。于是一反先祖故训，下令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讨论古今治世之道，对者百余人。其中董仲舒脱颖而出，连对三策。他向武帝明确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如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建议得到武帝的赏识，“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涫也随即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汉书·武帝纪》）武帝遂而批准“罢黜百家”。

但是，儒学通向官方学术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武帝于建元元年批准“罢黜百家”，但由于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窦太后仍在摄政，基本没有任何实际进展，不过是一纸空文。儒生辕固在于窦太后的问答对话中，只因说了一句：老子书是“家人言”，竟使窦太后勃然大怒，立刻命他去和野猪搏斗，幸得景帝赐一利剑，将野猪刺倒才免于一死。御士大夫赵涫及郎中令王臧奏请：上书不必“奏事太皇太后”，想趁机免去窦太后摄政，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遭到关押下狱、被逼自杀的下场。一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去，汉武帝才算彻底摆脱了窦太后的束缚而大干一场。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恢复六年前被窦太后阻止的儒学复兴运动。“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正式专设《五经》博士，兴办太学，培养儒学仕官人才。

曾为先秦一家之学并又经暴秦压抑摧残的儒学，在汉代儒生和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时来运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儒学彻底代替黄老之学，并且逐渐发育壮大，形成了一种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进而成为官方钦定的哲学，正式登上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宝座。这是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子学时代转而进入了经学时代，进入了尊孔读经的时代。

上述都是汉代儒学发展的外在条件，而儒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所蕴含的内在因素，才是其站稳脚跟的根本。儒学包括一整套理论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从儒学本质特征上分析，这些理论思想是人学，人道之学，经世治国之学，它重人事，重现实，重事功。孔子继承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的人文传统，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与规律，建立了以“仁”与“礼”为核心（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信义、中庸等道德范畴）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隆礼，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崇仁，是为了调谐封建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需要；重孝，反映的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需要；倡德治，建一统，描绘“天下为公”、“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蓝图；更是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需要。可见，儒家思想不仅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而且它能够为中华民族乃至一切人类社会提供可资发育的思想养料。所以，一旦当汉王朝摆脱战乱，经过恢复，全面走上封建社会的正常运转轨道之后，法家、黄老道家也就结束了它们的统治使命，而不得不让位于儒家。

同时，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而且具备善于吸收、与时俱进的精神要素；不仅鼓舞焕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又具备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思想品格。因而不受时代所限，能够跨越时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汉儒就是首先成功的一例，他们根据汉代社会的转变和需要，将先秦儒学加工改造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经学，建构了一个庞杂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借鉴、指导和支撑。汉王朝能够历经四百余年，傲立于世界之东方，正是由于汉武帝儒法治国为之奠定的坚实基础，从此，封建体制趋于完善和成熟，实现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二、济宁两汉经学的昌盛与传承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为之大振，不久便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尊儒诵经的社会风潮。由于济宁为儒学的发祥地和倡导地，故很快就发挥出它那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儒学发展的中心地之一。两汉时期，邹鲁地区儒家学派十分活跃，名师大儒层出不穷，他们自成学派，或开门授徒，从事教育，或被朝廷征用，参与政治。为了说明这一盛况，现将《汉书》、《后汉书》之《儒林传》中涉及的邹鲁、山阳籍名儒及学派传承情况分列如下：

《诗》学

《鲁诗》创始于西汉初鲁人申培，为《诗》学四大流派之一。申公与同乡穆生、白生以及刘交俱受《诗》于齐人浮丘伯。楚元王刘交即位，申公等三儒生均受聘为楚中大夫。文帝时诏申公为《诗》博士，为《诗》传而冠名《鲁诗》。刘交死后申公复入楚。武帝时拜为太中大夫。申公先后在长安、彭城、鲁县传经授业，《鲁诗》之外，兼传《谷梁春秋》。培育了大批儒学人才。“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而“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鲁诗》韦氏学鲁国邹人韦贤创立。韦贤笃志于学，以《鲁诗》、《论语》教授弟子，兼通《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师”。昭帝时任博士，宣帝时官至丞相。韦贤少子韦玄成继承父业，学有所成，曾以淮阳中尉论经石渠。元帝时官至丞相，文采过父。

《鲁诗》张氏学西汉山阳人张长安创立。张尝与沛人褚少孙、东平唐长宾从东平王式受《鲁诗》，后三人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

《鲁诗》东汉传人——任城人魏应，建武初入太学学《鲁诗》，被举名经入仕。明帝时入宫为千乘王授经，为官后仍兼收门徒，弟子四方而至，多达数千人。白虎观论经专掌难问，入《白虎议奏》。官至上党太守，迁骑都尉。

《齐诗》匡氏学《齐诗》本为西汉初齐人辕固创立，为汉代《诗》学四大流派之一。祖籍东海承县（今枣庄峄城）后迁至邹县羊下村人匡衡，师从后仓受《齐诗》，创立《齐诗》匡氏学。元帝时匡衡官至丞相，封乐守侯。

《韩诗》东汉传人——山阳人张匡，《韩诗》创立者为燕人韩婴，与《鲁诗》、《齐诗》并列学官。东汉山阳人张匡，不囿于本土儒风影响，潜心研习《韩诗》，并作章句，知名于朝，诏为博士。

《毛诗》学西汉经学家、鲁人毛亨创立。相传其诗学来自子夏。西汉时传习《诗经》者有四大学派，即鲁（鲁人申培）、齐（齐人辕固）、韩（燕人韩婴）、毛（鲁人毛亨）。前三家立学官较早，而《毛诗》晚出，始于平帝时立于学官。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世称“大毛公”，而后继传人赵人毛苌遂称“小毛公”。东汉后期《毛诗》独立国学。魏晋以后，齐、鲁、韩三家《诗》渐亡佚，唯《毛诗》独存，并一直流传至今。

《书》学

大、小夏侯学自汉初博士济南伏生传《尚书》，鲁人夏侯都尉从济南伏生受《尚书》，传族子始昌。夏侯始昌精于《诗》、《书》，博学兼通，颇为武帝器重，称他“辨知闳达，溢于文辞”（《汉书·东方朔传》）。曾任昌邑王刘膊太傅。后传弟子夏侯胜，精研《尚书》，兼通灾异，创立《书》学四大流派之一——大夏侯学。西汉初，鲁恭王刘余分鲁之西宁乡而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夏侯胜又为东平人。昭帝时，夏侯胜为博士，迁光禄大夫。宣帝时受诏为《尚书》、《论语》撰说。一生弟子众多，不少是汉代名臣。其弟子夏侯建，师从夏侯胜和欧阳高两家学说，左右采获，另辟蹊径，创《书》学四大流派之一——小夏侯学。他先后任议郎、博士，官至太子少傅，知名弟子很多。夏侯建子继承父业，学有所成，亦任少府、太子少傅。

《古文尚书》学始传于鲁人孔安国，为《书》学四大流派之一。孔安国曾从申培学《鲁诗》，武帝时，他于其侄孔延年皆以治《尚书》为博士。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尚书》等一批古文经书，孔安国于今文对照整理研习，最后献之于朝。由于古文经未列入学官，所以仅授都尉朝，司马迁也曾从他问学。自安国之后，其后代孔霸、孔光父子，皆以治《尚书》和精通经学，被成帝诏为博士，孔光官至丞相。其后孔僖亦继承家学，尤对《古文尚书》、《毛诗》研究造诣颇深。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祭孔时，曾拜孔僖为郎中，诏命孔僖随归洛阳，校书于东观。孔僖子季彦曾在华阴从事教授古文家业，门徒数百人，世传不衰。

《礼》学

《鲁礼》鲁人高堂生始传。司马迁曾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史记·儒林列传》）。武帝时，高堂生任《礼》博士。汉初鲁人徐生，善为礼容，文帝时任礼官大夫。这表明汉初传《礼》，高、徐二人各有侧重。高长于文字理论，徐则长于仪式实践。二家居鲁授业，天下学者纷至沓来，学成而去。《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汉兴传《礼》（指鲁高堂生）”十七篇。后瑕丘萧奋（官至淮阳太守）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中兴以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事在《褒传》。

《庆氏礼》西汉沛人庆普始传，东汉初曹充为《庆氏礼》作章句辩难，传子授徒，于是《庆氏礼》大兴，曹充建武年间任博士，明帝明为侍中。其子曹褒结发之年即传父业，博雅疏通，尤好礼学。章帝时曹褒被诏为博士，历任侍中、河内太守等职，一生著述颇丰，“博物识古，为儒者宗，……教授诸生千余人”（《后汉书·曹褒传》）。

《易》学

《易》于汉初始传自齐人田何。其二传弟子有鲁人周霸（亦为申培弟子），官至胶西内史。

《春秋》学

《谷梁春秋》学西汉山阳瑕丘（今兖州）人江公创立。“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汉书·儒林传》）。江公由于口讷，当时辩论不及仲舒公羊一派，但逐渐形成鲁地学派阵营，“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学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兴”（同上），遂之列入学官。江公得意门生鲁人荣广，才思敏捷，长于论辩，将《谷梁春秋》发扬光大。江公之孙江生，是江氏家学中的佼佼者，除精通《谷梁》，对《孝经》也有专长，著有《江氏说》一篇，成为汉代《孝经》的四大名家之一。宣帝时被拜为博士，主讲《谷梁》研习班。

《公羊春秋》颜氏学鲁国薛人（今薛城）颜安乐创立，系东汉《春秋》学四大流派之一。本于齐之《公羊春秋》宗师胡母生。胡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其弟子众多，“唯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颜安乐即为眭孟姊之子也。安乐家境盆困，发奋苦学，官至齐郡太守丞，后被仇家所杀。他与东海下邳人严彭祖“俱事眭孟。孟弟子百余人，唯彭祖、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

《汉书·儒林传》又记：“安乐授准阳泠丰次君、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始贡禹事赢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广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传。广授琅邪管路，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颍川堂奚惠，惠授泰山冥都，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管、冥之学。路授孙宝，为大司农，自有传。丰授马宫、琅邪左咸。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官至大司徒”。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县（今微山）人也。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师丹荐宫行能高洁，迁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见称。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孙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为太师薨，宫复代光为太师，兼司徒官（《汉书·匡张孔马传》）。

《公羊春秋》何氏学东流任城樊人何休创立，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双，曾以列卿子诏拜郎中，后因病辞职，归家潜心研究学术。著有《春秋公羊解诂》等书，成为有汉一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后官至谏议大夫。

山阳东缗（今金乡）人丁恭，师从严彭祖治《严氏春秋》，学义精明，成为当世知名大儒。丁恭在东汉前居家教授传业，门徒常有数百人。刘秀即位，丁恭出仕于朝，任谏议大夫、博士。官至左中郎将，受封关内侯。“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后汉书·儒林传》）。

三、济宁两汉儒学的影响。

作为先秦儒学发祥地的济宁地区，一如既往、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儒家经学发展和承传的历史使命。可以说，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在缘起阶段还是繁荣发展的各个时期，无论是京师朝廷还是地方官府，都有他们的积极参与，都有他们的教学渗透，充分发挥着基地建设、核心导向和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我国历史文化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从经学传承的根基上看，多本于邹鲁之地。西汉特别是前期，鲁地博士最多。《诗》学四大家，鲁地占两家：申培和毛亨；《书》学四大家，鲁地占三家：大夏侯学、小夏侯学和孔安国古文；《礼》学始自鲁地一家；高堂生；《易》学亦由鲁人周霸师从田何而发扬光大；《春秋》二传学派，鲁地占了一家：《谷梁》，治《公羊》者亦不乏鲁地传人，如颜氏派、何氏派，并且何休为《公羊》学的集大成。

二是从学业的规模和影响上看，学者云集，波及全国。鲁地经师教授弟子，有的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千乘（今汶上北）人欧阳歙传《伏生尚书》，在郡教授数百人”，其大弟子济阴（鲁西）人曹曾“门徒三千人”（《后汉书·儒林传》）。鲁国薛人曹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教授诸生千余人”（《后汉书·曹褒传》）。兰陵人王良，“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教授诸生千余人”（《后汉书·王良传》）。任城人魏应习《鲁诗》，山阳东缗（今金乡）人丁恭习《公羊严氏春秋》，都是“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后汉书·儒大传》）。由此可以想见，鲁地儒学兴盛、传教授徒，已是轰轰烈烈，蔚成一代之风。

许多师出鲁门的经学家，附见于两汉书《儒林传》，抑或其他原因未被载入《儒林传》的当不下百余人，还有虽然载入《儒林传》而后失传的也不占少数。如：陈留东昏人杨伦习《古文尚书》，会稽曲阿人包咸习《鲁诗》，豫章南昌人程曾，陈留、雍丘人楼望与山阳人丁恭同习《公羊严氏春秋》。他们赴鲁学成后回归各自一方，从事教育，传经授徒，播扬全国。

鲁籍经学家不仅在京师讲学，培养高层次人才，而且遍及各地，广聚生员，推动了地方儒学文化的发展。申培公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几度京师，几度地方，先后在楚传《诗》就达四十余年。鲁国汶阳人士燮，少时游学京师，习《左氏春秋》，王莽时避乱交州（《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东汉末统率交趾（今越南河内）七郡，以儒道治郡，广传经学，弟子众多，为儒学大规模输入越南，倾注了毕生心血。

三是从仕途上看，明经致用、参与国家政事者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之后，靠经学教育出人才，出官员。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讲，经学成为政途入仕的敲门砖。诚如鲁人夏侯胜所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邹鲁之地好学成习，经师辈出，因而率先登堂入室居官者甚多，许多私学教育大师直接被诏成为官学博士，他们的弟子有的继续从事教育，有的走上仕途。走向有的直接为皇室近臣，如议郎侍中、谏议大夫或太子太傅等；有的累为丞相，执掌国政；有的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文武兼备；更多的则为郡守、国相、县令等。因而史家有言：“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汉书—地理志》）。如韦贤父子、孔光、匡衡等，皆以明经入仕，官至丞相，尤其韦氏宗族以儒学传业，官至二千石者达十余人。所以当地有“遗子黄金满盈不如教子一经”之说。

总之，济宁作为孔孟故乡，不论是在发展汉代经学文化方面，还是在参与、维护汉王朝儒学治国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邹鲁名儒学派的发展与传播，不仅对邹鲁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一点上，邹鲁儒师的功劳将永彪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