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郊祀场所考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说的就是礼仪的繁缛与复杂。礼成乐兴，祭祀为先，在所有繁杂、门类众多的礼仪中，祭祀之礼仪则处于主导地位。

西周建国初，周公制礼作乐，并以此作为统治的主要手段，从此繁缛的礼仪主导中国社会长达3000余年。鲁国作为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当伯禽东行就国的时候，曾将大量的文物典章带往鲁国，使鲁国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基础。《礼记·明堂位》记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特别是由于周公对周朝的卓越贡献，在他去世之后，周王室特许鲁国破格使用天子规格的礼乐。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益萎缩，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但是，鲁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左传·昭公二年》有这样的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来见，礼也。”观书于周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因此考察鲁国的礼仪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代的礼乐情况在《周礼》、《礼记》、《仪礼》等书中有详尽的记载。“三礼”成书的时间大致在战国时期，其内容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对于我们了解周代和鲁国的礼制，特别是祭祀之礼，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

祭。”“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 《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周礼·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燔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薶沈、趯辜之礼。”《周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周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如此等等。

考察鲁国的编年史《春秋》，上述祭祀之礼记载颇多。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祭祀的场所记载甚少。除了祭祀先祖与谷神的宗庙和社之外，祭祀天神和地祗的场所则没有明确记载。《礼记》：“是以鲁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鲁君在曲阜之郊举行祭祀上帝的礼仪，在祭祀上帝的时候，还把周人的始祖后稷安放在上帝之旁配祭。后稷配祭上帝，意在表明周人作天子是有天命的。但“祀帝于郊”的具体场所又在哪里呢？

1977年至1978年，山东省考古所对周代曲阜鲁国故城进行了普探和试掘，对鲁国故城的城垣、城门、道路、宫殿、作坊等的分布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周朝时期的曲阜城城墙为夯土版筑，全长11771米，其中东垣长2531米，南垣长3250米，西垣长2430米，北垣长3560米。据元代杨奂《东游记》记载：“鲁有门十有二，正南门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门曰圭，左曰齐，右曰龙；正东门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门曰史，右曰麦，归德其左也。”考古发现有11门，东南门没有勘探出来。鲁城城内中央为宫殿，遵循《周礼》中有关诸侯宫殿等级的规定，有库门、雉门、路门三重宫门。路门之内为寝宫，称为“路寝”。依据《礼记·檀弓下》和《鲁周公世家》的记载，雉门外路东为宗庙区，有祭祀周文王的周庙、祭祀周公旦的太庙，以及祭祀伯禽以下历代鲁国诸公的宗庙，依昭穆顺序排列。雉门外路西为商代修建的亳社和周代修建的周社，两社之间为朝廷大臣办公区域。宫殿区之北为市场（《左传》：鲁文公十八年，襄仲杀文公长妃哀姜之子，立次妃之子为宣公，哀姜归齐，从宫城出而过市，走北垣之门）。整座城市布局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涂，道路)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规范。

《论语》记载：“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禘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呜呼哀哉”。孔子对鲁之禘郊的喟叹引起后世儒者关于鲁国有无资格进行禘郊之礼的争论，但无论怎样，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在孔子的时代，鲁国确实存在禘郊之礼，即祭祀天地的礼仪。孔子又说：“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依礼，天子于南郊祭天，诸侯不得行此礼。杞国是夏禹后代的封国而可以郊祭，宋国是殷商后代的封国可以郊祭，鲁国为诸侯之国而行天子之礼，故孔子认为是“非礼”。这段话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号，鲁国的祭祀天神之礼同样于国之南郊举行的。

今天鲁国故城南中门外南约3里处，有舞雩台。现台高约5米，南北约70米，东西约60米，大致呈圜形。舞雩台原名雩台，是周代鲁国祭祀祈雨的地方。《周礼·春官》载：“旱则舞雩。”《论语.·先进》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的记载，后人因此干脆把雩台称作舞雩台，也作舞雩坛。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曰：“沂水北对稷门，一名高门，一名雩门，南隔水有雩坛，坛高三丈，即曾皙所欲风处也。”这也说明在郦道元所处的南北朝时期，舞雩台远比现在高大。

《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春秋左式传》曰：

“启蛰而雩。”又曰：“龙见而雩。启蛰、龙见，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谷雨，秋祈谷实。”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舞雩台是鲁国举行雩祭、即天旱祈求下雨的场所。《春秋》记载有21次舞雩求雨活动。雩祭是向上天祈求，鲁国作为一个农业国，风调雨顺就是上天最大的赐福，因此雩祭可以说是祭祀天神的最主要的方式，雩祭的同时向天神汇报、祈福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

曲阜城北约30华里处，即今天董庄乡北大庙村东，有一处方丘。方丘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5.5米，目前残高约80厘米，方丘周围的田野随处可见大量的周汉时期的砖瓦陶片，这说明方丘的制造年代很可能在春秋鲁国时期。

舞雩台与北大庙方丘分别位于鲁国故城的一南一北，舞雩台为圜丘，北大庙为方丘，这和《周礼》、《礼记》等古书的记载惊人的一致。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祭祀经历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一个逐渐萌芽、发展和成熟的漫长演变过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西周封国初，祭祀已是维持统治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从史前的自然与祖先崇拜，发展到三代的天神、地祗、宗庙与社稷的祭祀，鲁国作为保存礼乐制度最好的诸侯国，祭祀天地的专门场所率先在鲁国出现，应该也是水到渠成之事。当然，此时的郊祀之礼应该还是比较原始的，但却是完备的。鲁国较原始的祭祀天地的圜丘与方丘不断发展，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的郊祀之礼。至明清时期，郊祀之礼已完全成熟和定格，成为皇家天子祭祀天地的国家大典。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中国几千年来郊祀仪式发展的最终定格化成果。

经过以上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曲阜的舞雩台与北大庙方丘就是鲁国当年祭祀天地的专门场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坛与地坛。鲁国的礼乐、祭祀文化则成为中国后世礼乐文明最早和最重要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