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碑刻隶书分类

隶书是汉代新兴、实用的文字书体。其书法作品大量发现于两汉简牍、碑碣、刻石等遗存上。综观这些书刻资料，它们虽然皆为隶书的框架、结构，但在用笔和笔画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故可分出不同的类型。其主要类型是典型隶书和通俗隶书。

一

关于两汉存在的书体，《汉书·艺文志》说汉初有六体；《说文·序》说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对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所谓八体，实际上只有大篆、小篆和隶书三体，其余皆属用途，非字体名称。大篆在西汉已极少使用，小篆也随着隶书的出现和发展逐渐衰退。目前所见的西汉篆书资料仅十余种，且多是小品，其书法虽不失古朴雄劲之风范，但已非秦篆之面貌。西汉末，篆书风格受隶书的影响较明显，如天凤五年（18年）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题字，用笔圆、方、尖皆备，线条盘旋屈曲，结体平扁，作风华丽，是此时期篆书代表之一。东汉时篆书多出现在庄重场合，而且范围很小，如书写碑、碑额等，象《袁安碑》（92年）、《袁敞碑》（110年）、《景君碑》额、《郑固碑》额等皆为篆书。在日常生活中，篆书是很少使用的，说明其作为应用为主的文字性质已经改变，它的使用价值已转向艺术装饰领域。

关于隶书的起源，文献记载颇多。《汉书·艺文志》：“是时（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戎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卫恒《四体书势·隶势》：“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人佐书，曰隶书，汉因行之。”这些记载，内容大体一致，皆认为隶书起源于秦始皇时代。据目前资料，如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木牍、湖北云梦秦简，以及此阶段的兵器、铜器铭文，可证隶书应萌芽于战国末至秦统一时。隶书形成的原因，说因“小篆难成”，故“以趋约易”，也是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文字发展规律的。不过，文曰“徒隶”、“狱吏”却透露出一个信息：隶书应是当时社会下层创造、在民间使用并发展起来的。

二

隶书产生后，西汉初期得以较大发展。此时，隶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对篆书体势的改造，随着隶书体势基本框架的出现，笔画更新被放在首位。尤其是武帝以后，隶书体势和笔画的改革，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探索。因而，出现了多样的书作，并形成了不同的隶书类型。

典型隶书 西汉中期以后，隶书笔画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起伏的波挑笔画来改造圆转直行的笔画进行的。故形成了隶书的主要类型——典型隶书。其突出特征是具有鲜明的波挑笔画。

西汉典型隶书有大量汉简书作保存下来，如武帝时期的“太始三年简”（前94年），昭帝时期的“元凤元年简”（前80年），宣帝时期的“本始三年简”（前71年）、“元康四年简”（前62年），王莽时期的“天凤元年简”（14年）等。这都反映了西汉隶书波挑笔画日益丰富、发展的势态。东汉典型隶书发展较快，书作也最为丰富，用途遍及社会各个层次，有汉碑刻石、简牍墨迹、题榜墓记、铜器铭文等。尤其是汉碑书作，结构严谨，用笔周到，法度森严，既保留着时代的共同特征，又有着各自的艺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汇聚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如方正派之张迁碑、张寿碑、校官潘乾碑；方峻派之景君碑、杨瑾碑；纤劲派之礼器碑、韩仁铭杨叔恭碑；华美派之华山碑、夏承碑、赵宽碑；奇丽派之乙瑛碑、郑固碑；平展派之孔宙碑、尹宙碑等等，可谓东汉典型隶书之典型作品。

通俗隶书 西汉初期，隶书对篆书体势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化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随着隶书横方框架的出现，即形成了隶书的主要类型——通俗隶书。其突出特征是无波挑笔画。因笔画朴实、自然，写法简捷、通俗，故称为通俗隶书。

通俗隶书书作目前发现较多，除汉简外，常见于两汉刻石、画像石题字、墓记、黄肠石题刻等资料，初期的通俗隶书，如马王堆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等，相当部分字形跟篆文接近，用笔多是把锋芒藏起，骨力内含，结体以方整为多，笔势较收敛，表现出含蓄而劲健，匀圆而古朴之美。西汉中末期的，如山东曲阜“五凤二年刻石”、“鲁王陵塞石”，邹城“莱子侯刻石”、“金乡渔山刻石”。除个别字的笔画中保留篆意外，基本笔画是朴实、径直、无波挑的，用笔自然，结体方正，充满活泼之趣。东汉早中期的，如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和山东济宁萧王庄一号汉墓黄肠石题刻。两墓年代相近，题刻内容、作风相同。大量题字圆笔、方笔兼有，用笔率意，笔画基本无波挑，结构无成法，书风有飘逸、工整、率意、拘谨之分，可谓是东汉通俗隶书之典型作品。东汉晚期的如济宁“熹平二年刻石”用笔简捷朴厚，无波挑，结体自然无法式，富楷意；嘉祥“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诸多题字用笔简捷，自由活泼，笔画瘦硬劲健，结体或纵或横，错落舒展，质朴自然，不少字亦含楷意。这类隶书，在气派和艺术上虽不如典型隶书那样博大华美，但在使用上却比典型隶书简单、方便地多，因而大量存在于民间作品中。但我们不能据此称它为民间隶书，因为民间作品中也有典型隶书，二者相比，只是典型隶书偏少而已。

其他隶书 汉隶书中还有草书隶书和美术隶书两种类型。草书隶书如四川崖墓不少墓中所刻文字，以及萧霸台子洞、象鼻嘴对面和尚冲墓壁上的东汉墓表，都是用笔极其草率，结体自然无成法的草书隶书；美术隶书如陕北绥德五里店东汉“郭稚文墓画像题字”等，皆与今美术字相似，是隶书刻意表现的一种形式装饰。两类隶书资料目前虽发现不多，但确是存在的汉隶类型。

三

由上述看出，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是同宗同祖，即由篆书发展而来。西汉初期，隶书已有较大发展，体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笔画受笔势改革影响虽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无波势笔画仍占上风。武帝以后，隶书发展重心由笔势改革转向笔画改革，俯仰的波磔笔画与日俱增，自此，典型隶书从通俗隶书中分化出来，并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而通俗隶书则一直保持着无波挑作风发展下去。到两汉之交前后，通俗隶书基本完成了对旧书体的改造，用笔方法丰富起来，方起方收的、圆起圆收的皆有。东汉中期以后，通俗隶书作风又有较大的改观，不仅用笔趋于沉着周到，还出现了较成熟的提按顿挫笔法。笔意表现流露出向笔画两端转移的趋势，但不失自然流畅之本风，直到三国时期被新书体所代替。

可见，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开始是发展关系，即由无波挑的通俗隶书发展为有波挑的典型隶书；尔后，二者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又成为并行的关系。

在二者并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书法特点。典型隶书用笔婉转、精致，且变化幅度大，笔意丰富，笔致飘逸，笔画装饰性强，有明显的波势挑法，结体多取横势，法度森严，讲究笔画间的呼应关系；而通俗隶书用笔率意径直，只取大效果，没有大的起伏波澜，笔致稳重、收敛，笔画不带波挑装饰、劲健简捷，结体多取纵势，笔画关系以随意为主。和典型隶书相比，笔画不仅变化小，而且内中的艺术派别分化，也不那么分明。

究其两类隶书“分家”与并行的原因，在于汉字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统一关系。“从一开始创造字的时候，书写者总要把它写得整齐一些，好看一些，这是自发的一种爱美的心理体现，也是形成书法艺术美的根由。”当然，这不算是自觉地艺术创造，随着文字的发展，特别是对社会文化时尚的追求与倡导，人们有意识地美化文字，促使了书法艺术的形成，以艺术为主的文字便出现了。典型隶书就是这样在通俗隶书的基础上分化、发展起来的。一代又一代，围绕着用笔、结体的艺术性，层层选练，不断探索，至恒灵时期，达到空前的艺术境地，并从中分化，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艺术派别。然而，这些被艺术化的隶书，笔法非常繁複，而写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使用。因此，决定了典型隶书不可能代替通俗隶书，它的存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多在官方文书和一些庄重的场合中使用。

相反，通俗隶书却因写法简捷，易写、易识，使用方便，大量存在于社会民众中。尽管它在发展中也是在不断完善，但并不刻意追求艺术性，所以，始终不受外因催化，保持着固有的实用性，广泛地在民间大众中流行。

注：12-17济宁萧王庄一号汉墓黄肠石题刻

1-5典型隶书

6-17通俗隶书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戎丛残》，中华书局，1993年。

沈刚：《居延汉简词汇释》，科学出版社，2008年。

沈刚：《居延汉简词汇释》，科学出版社，2008年。

沈刚：《居延汉简词汇释》，科学出版社，2008年。

《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02期；《山东济宁萧王庄一号汉墓》，《考古学集刊第12集》。

《东山汉代崖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05期。

徐邦达：《五体书新论》，《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